毛詩正義/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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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詩正義
正義序
毛亨　鄭玄　孔穎達　
 
毛詩正義/卷一
 

 

毛詩正義序

夫《詩》者，論功頌德之歌，止僻防邪之訓，雖無為而自發，乃有益於生靈。六情靜於中，百物盪於外，情緣物動，物感情遷。若政遇醇和，則歡娛被於朝野，時當慘黷，亦怨剌形於詠歌。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，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。發諸情性，諧於律呂，故曰「感天地，動鬼神，莫近於《詩》」。此乃《詩》之為用，其利大矣。

若夫哀樂之起，冥於自然，喜怒之端，非由人事。故燕雀表啁噍之感，鸞鳳有歌舞之容。然則《詩》理之先，同夫開辟，《詩》迹所用，隨運而移。上皇道質，故諷諭之情寡。中古政繁，亦謳謌之理切。唐、虞乃見其初，犧、軒莫測其始。於後時經五代，篇有三千，成、康沒而頌聲寢，陳靈興而變風息。先君宣父，釐正遺文，緝其精華，褫其煩重，上從周始，下暨魯僖，四百年閒，六詩備矣。卜商闡其業，雅頌與金石同和；秦正燎其書，簡牘與煙塵共盡。漢氏之初，《詩》分為四：申公騰芳於鄢郢，毛氏光價於河間，貫長卿傳之於前，鄭康成箋之於後。晉、宋、二蕭之世，其道大行；齊、魏兩河之閒，兹風不墜。

其近代為義疏者，有全緩、何胤、舒瑗、劉軌思、劉醜、劉焯、劉炫等。然焯、炫並聰穎特達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幹於一時，騁絕轡於千里，固諸儒之所揖讓，日下之所無雙，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。今奉敕刪定，故據以為本。然焯、炫等負恃才氣，輕鄙先達，同其所異，異其所同，或應略而反詳，或宜詳而更略，準其繩墨，差忒未免，勘其會同，時有顛躓。今則削其所煩，增其所簡，唯意存於曲直，非有心於愛憎。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、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，辨詳得失。至十六年，又奉敕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、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，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正，凡為四十卷，庶以對揚聖範，垂訓幼蒙，故序其所見，載之於卷首云爾。

詩譜序

詩之興也，諒不於上皇之世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上皇謂伏犧，三皇之最先者，故謂之上皇。鄭知於時信無詩者，上皇之時，舉代淳樸，田漁而食，與物未殊。居上者設言而莫違，在下者群居而不亂，未有禮義之教，刑罰之威，為善則莫知其善，為惡則莫知其惡，其心既無所感，其誌有何可言，故知爾時未有詩詠。

大庭、軒轅逮於高辛，其時有亡載籍，亦蔑云焉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注《中候·敕省圖》，以伏犧、女媧、神農三代為三皇，以軒轅、少昊、高陽、高辛、陶唐、有虞六代為五帝。德合北辰者皆稱皇，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，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。大庭，神農之別號。大庭、軒轅疑其有詩者，大庭以還，漸有樂器，樂器之音，逐人為辭，則是為詩之漸，故疑有之也。《禮記·明堂位》曰：「土鼓、蕢桴、葦籥，伊耆氏之樂也。」注云：「伊耆氏，古天子號。」《禮運》云：「夫禮之初，始諸飲食。蕢桴而土鼓。」注云：「中古未有釜甑。」而中古謂神農時也。《郊特牲》云：「伊耆氏始為蠟。」蠟者，為田報祭。案《易·係辭》稱神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，則田起神農矣。二者相推，則伊耆、神農並與大庭為一。大庭有鼓籥之器，黃帝有《云門》之樂，至周尚有《云門》，明其音聲和集。既能和集，必不空弦，弦之所歌，即是詩也。但事不經見，故總為疑辭。案《古史考》云「伏犧作瑟」，《明堂位》云「女媧之笙簧」，則伏犧、女媧已有樂矣。鄭既信伏犧無詩，又不疑女媧有詩，而以大庭為首者，原夫樂之所起，發於人之性情，性情之生，斯乃自然而有，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，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，豈由有詩而乃成樂，樂作而必由詩？然則上古之時，徒有謳歌吟呼，縱令土鼓、葦籥，必無文字雅頌之聲。故伏犧作瑟，女媧笙簧，及蕢桴、土鼓，必不因詩詠。如此則時雖有樂，容或無詩。鄭疑大庭有詩者，正據後世漸文，故疑有爾，未必以土鼓、葦籥遂為有詩。若然，《詩序》云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。聲成文謂之音」，是由詩乃為樂者。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，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。鄭說既疑大庭有詩，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。而《六藝論·論詩》云：「詩者，弦歌諷諭之聲也。自書契之興，樸略尚質，麵稱不為諂，目諫不為謗，君臣之接如朋友然，在於懇誠而已。斯道稍衰，奸偽以生，上下相犯。及其製禮，尊君卑臣，君道剛嚴，臣道柔順，於是箴諫者希，情誌不通，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。」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，製禮之後始有詩者，《藝論》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，故以製禮為限。此言有詩之漸，述情歌詠，未有箴諫，故疑大庭以還。由主意有異，故所稱不同。禮之初與天地並矣，而《藝論·論禮》云「禮其初起，蓋與詩同時」，亦謂今時所用之禮，不言禮起之初也。

《虞書》曰：「詩言誌，歌永言，聲依永，律和聲。」然則《詩》之道放於此乎！
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虞書》者，《舜典》也。鄭不見《古文尚書》，伏生以《舜典》合於《堯典》，故鄭注在《堯典》之末。彼注云：「詩所以言人之誌意也。永，長也，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。聲之曲折，又長言而為之。聲中律乃為和。」彼《舜典》命樂，已道歌詩，經典言詩，無先此者，故言《詩》之道也。「放於此乎」，猶言適於此也。「放於此乎」，隱二年《公羊傳》文。言放於此者，謂今誦美譏過之詩，其道始於此，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。《益稷》稱舜云：「工以納言，時而颺之，格則乘之庸之，否則威之。」彼說舜誡群臣，使之用詩。是用詩規諫，舜時已然。大舜之聖，任賢使能，目諫麵稱，似無所忌。而云「情誌不通，始作詩」者，《六藝論》云情誌不通者，據今詩而論，故云「以誦其美而譏其過」。其唐虞之詩，非由情誌不通，直對麵歌詩以相誡勖，且為濫觴之漸，與今詩不一，故《皋陶謨》說皋陶與舜相答為歌，即是詩也。《虞書》所言，雖是舜之命夔，而舜承於堯，明堯已用詩矣，故《六藝論》云唐、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為六詩，亦指《堯典》之文。謂之造初，謂造今詩之初，非謳歌之初。謳歌之初，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。然謳歌自當久遠，其名曰詩，未知何代。雖於舜世始見詩名，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。名為詩者，《內則》說負子之禮云「詩負之」，注云：「詩之言承也。」《春秋說題辭》云：「在事為詩，未發為謀，恬澹為心，思慮為誌。詩之為言，誌也。」《詩緯·含神務》云：「詩者，持也。」然則詩有三訓，承也、誌也、持也。作者承君政之善惡，述己誌而作詩，為詩所以持人之行，使不失隊，故一名而三訓也。

有夏承之，篇章泯棄，靡有孑遺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夏承虞後，必有詩矣。但篇章絕滅，無有孑然而得遺餘。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。有《商頌》而無夏頌，蓋周室之初世記錄不得。

邇及商王，不風不雅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湯以諸侯行化，卒為天子。《商頌》成湯「命於下國，封建厥福」，明其政教漸興，亦有風、雅。商、周相接，年月未多，今無商風、雅，唯有其頌，是周世棄而不錄，故云「近及商王，不風不雅」，言有而不取之。

何者？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，剌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，各於其黨，則為法者彰顯，為戒者著明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、雅之意。風、雅之詩，止有論功頌德、剌過譏失之二事耳。黨謂族親。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，周人自錄周之風、雅，則法足彰顯，戒足著明，不假複錄先代之風、雅也。頌則前代至美之詩，敬先代，故錄之。

周自后稷播種百穀，黎民阻饑，茲時乃粒，自傳於此名也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自此下至「詩之正經」，說周有正詩之由。言后稷種百穀之時，眾人皆厄於飢，此時乃得粒食。后稷有此大功，稱聞不朽，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。《堯典》說舜命后稷云：「帝曰：『棄，黎民阻飢，汝后稷，播時百穀。』」《皋陶謨》稱禹曰：予「暨稷播，奏庶艱食、鮮食，烝民乃粒」。是其文也。

陶唐之末，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，以明民共財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公劉者，后稷之曾孫，當夏時為諸侯。以后稷當唐之時，故繼唐言之也。中葉，謂中世。后稷至於大王，公劉居其中。《商頌》云「昔在中葉」，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。《祭法》云「黃帝正名百物，以明民共財」。明民，謂使衣服有章。共財，謂使之同有財用。公劉在豳教民，使上下有章，財用不乏，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。

至於大王、王季，克堪顧天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《尚書·多方》，說天以紂惡，更求人主之意，云：「天惟求爾多方，大動以威，開厥顧天。惟爾多方，罔堪顧之。惟我周王，克堪用德，惟典神天。」注云：顧由視念也。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，動天下之心，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。眾國無堪為之，惟我周能堪之。彼言文王、武王能顧天耳。大王、王季為天所祐，已有王跡，是能顧天也。

文、武之德，光熙前緒，以集大命於厥身，遂為天下父母，使民有政有居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泰誓》說武王伐紂，眾咸曰孜孜無怠，天將有立父母，民之有政有居。言民得聖人為父母，必將有明政，有安居。文、武道同，故並言之。

其時《詩》，風有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雅有《鹿鳴》、《文王》之屬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總言文、武之詩皆述文、武之政，未必皆文、武時作也，故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之等，檢其文，皆成王時作。

及成王，周公致大平，製禮作樂，而有頌聲興焉，盛之至也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時當成王，功由周公，故《譜》說成王之詩皆並舉周公為文。製禮作樂，大平無為，故與大平連言。頌聲之興，不皆在製禮之後也。故《春官·樂師職》云：「及徹，帥學士而歌徹。」玄謂徹者，歌《雍》也。是頌詩之作，有在製禮前者也。

本之由此風、雅而來，故皆錄之，謂之《詩》之正經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解周詩並錄風、雅之意。以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風，是王化之基本，《鹿鳴》、《文王》之雅，初興之政教。今有頌之成功，由彼風、雅而就，據成功之頌，本而原之，其頌乃由此風、雅而來，故皆錄之，謂之《詩》之正經。以道衰乃作者，名之為「變」，此詩謂之為「正」。此等正詩，昔武王采得之後，乃成王即政之初，於時國史自定其篇，屬之大師，以為常樂，非孔子有去取也。《儀禮·鄉飲酒》「工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」， 「笙入奏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」，「閒歌《魚麗》，笙《由庚》，歌《南有嘉魚》，笙《崇丘》，歌《南山有台》，笙《由儀》，合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、《召南·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」。《燕禮》用樂與《鄉飲酒》文同，唯《采蘋》越《草蟲》之篇，其餘在於今《詩》，悉皆次比。又《左傳》及《國語》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，晉人為之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綿》，又歌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華》，亦各取三篇，風、雅異奏，明其先自次比，非孔子定之，故《譜》於此不言孔子。其變風、變雅皆孔子所定，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。《春官·大師職》鄭司農注云：「古而自有風、雅、頌之名，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，時孔子尚幼，未定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而曰『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衛》』，曰：『是其《衛風》乎』。又為之歌小雅、大雅，又為之歌頌。《論語》曰：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。』時禮樂自諸侯出，頗有謬亂不正者，孔子正之耳。」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，以為風、雅先定，非孔子為之。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，服虔注云：「哀公十一年，孔子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、頌各得其所，距此六十一歲。當時雅、頌未定，而云為之歌小雅、大雅、頌者，傳家據已定錄之。」此說非也。六詩之目，見於《周禮》，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？《儀禮》歌《召南》三篇，越《草蟲》而取《采蘋》，蓋《采蘋》舊在《草蟲》之前。孔子以後，簡劄始倒，或者《草蟲》有憂心之言，故不用為常樂耳。

後王稍更陵遲，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。夷身失禮之後，邶不尊賢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自此以下，至「刺怨相尋」，解變風、變雅之作時節。變風之作，齊、衛為先。齊哀公當懿王，衛頃公當夷王，故先言此也。莊四年《公羊傳》曰：「齊哀公亨乎周，紀侯譖之。」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。鄭知懿王者，以《齊世家》云「周亨哀公，而立其弟靖，為胡公。」當夷王之時，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」。言夷王之時，山殺胡公，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。受譖亨人，是衰闇之主。夷王上有孝王，《書傳》不言孝王有大罪惡。《周本紀》云：「懿王立，王室遂衰，詩人作刺。」是周衰自懿王始，明懿王受譖矣。《本紀》言詩人作刺，得不以懿王之時《雞鳴》之詩作乎？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。《衛世家》云：「貞伯卒，子頃侯立。頃侯厚賂周夷王，夷王命為衛侯。」是衛頃公當夷王時。《郊特牲》云：「覲禮，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。」下堂而見諸侯，天子之失禮也，由夷王以下，是夷王身失禮也。《柏舟》言「仁而不遇」，是邶不尊賢也。

自是而下，厲也幽也，政教尤衰，周室大壞，《十月之交》、《民勞》、《板》、《蕩》勃爾俱作。眾國紛然，刺怨相尋。

正義曰：大率變風之作，多在夷、厲之後，故云「眾國紛然，刺怨相尋」。《擊鼓序》云「怨州吁」，怨亦剌之類，故連言之。

五霸之末，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善者誰賞？惡者誰罰？紀綱絕矣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複有詩之意。「五霸」之字，或作「五伯」。成二年《左傳》云：「五伯之霸也。」《中候》「霸免」，注云：「霸猶把也，把天子之事也。」然則言伯者，長也，謂與諸侯為長也。五伯者，三代之末，王政衰微，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，與諸侯為長，三代共有五人。服虔云：「五伯，謂夏伯昆吾，商伯大彭、豕韋，周伯齊桓、晉文也。」知者，《鄭語》云：「祝融之後，昆吾為夏伯矣，大彭、豕韋為商伯矣。」《論語》云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。」昭九年傳云：「文之伯也。」是五者為霸之文也。此言五霸之末，正謂周代之霸齊桓、晉文之後，明其不在夏、殷之霸也。齊、晉最居其末，故言五霸之末耳。僖元年《公羊傳》云：「上無天子，下無方伯，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恥之。」是齊桓、晉文能賞善罰惡也。其後無複霸君，不能賞罰，是天下之綱紀絕矣。縱使作詩，終是無益，故賢者不複作詩，由其王澤竭故也。《王製》云：「千里之外，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，州有伯。」是方伯謂州牧也。周之州長自名為牧，以其長於一方，故《公羊》稱為方伯。言無天子，無方伯，謂無賢明耳。

故孔子錄懿王、夷王時詩，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，謂之變風、變雅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懿王時詩，《齊風》是也。夷王時詩，《邶風》是也。陳靈公，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。變風齊、邶為先，陳最在後，變雅則處其閒，故鄭舉其終始也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云：「古者詩本三千餘篇，去其重，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。」是《詩》三百者，孔子定之。如《史記》之言，則孔子之前，詩篇多矣。案《書傳》所引之詩，見在者多，亡逸者少，則孔子所錄，不容十分去九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，未可信也。據今者及亡詩六篇，凡有三百一十一篇，皆子夏為之作序，明是孔子舊定，而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云「三百五篇」者，闕其亡者，以見在為數也。《樂緯·動聲儀》《詩緯·含神務》《尚書·璿璣鈐》皆云「三百五篇」者，漢世毛學不行，三家不見《詩序》，不知六篇亡失，謂其唯有三百五篇。讖緯皆漢世所作，故言三百五耳。此言「訖於陳靈」，則在魯僖之後。《藝論》云：「孔子錄周衰之歌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，自文王創基，至於魯僖四百年間，凡取三百五篇，合為國風、雅、頌。」唯言「至於魯僖」者，據《詩》之首君為文也。陳靈公非陳詩之首，曹昭公以僖七年卒，即位在僖之前，故舉魯僖以為言也。《藝論》云「文王創基，至於魯僖」，則《商頌》不在數矣。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，《商頌》則篇數先定，論錄則獨舉周代，數篇則兼取商詩，而云「合為國風、雅、頌」者，以商詩亦周歌所用，故得稱之。孔子刊定，則應先後依次，而《鄭風·清人》是文公詩，處昭公之上；《衛風·伯兮》是宣公之詩，在惠公之下者，鄭答張逸云：「詩本無文字，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，錄者直錄，存義而已。」然則孔子之後，始顛倒雜亂耳。

以為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，則受頌聲，弘福如彼；若違而弗用，則被劫殺，大禍如此。吉凶之所由，憂娛之萌漸，昭昭在斯，足作後王之鑒，於是止矣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言孔子錄《詩》，唯取三百之意。「弘福如彼」，謂如文、武、成王，世脩其德，致太平也。「大禍如此」，謂如厲、幽、陳靈，惡加於民，被放弑也。「違而不用」，謂不用《詩》義，則「勤民恤功，昭事上帝」是用《詩》義也。互言之也。用《詩》則吉，不用則凶。「吉凶之所由」，謂由《詩》也。《詩》之規諫，皆防萌杜漸，用《詩》則樂，不用則憂，是為「憂娛之萌漸」也。此二事皆明明在此，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，庶今之明君良臣，欲崇德致治，克稽古於先代，視成敗於行事。又疾時博士之說《詩》，既不精其研核，又不睹其終始，講於鄉黨無昭晳，陳於朝廷不煥炳，故將述其國土之分，列其人之先後。

夷、厲已上，歲數不明。太史《年表》自共和始，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《譜》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「自此已下，論作《譜》之意。《本紀》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，是「歲數不明」。《周本紀》云：「厲王三十四年，王益嚴。又三年，王出奔於彘。召公、周公二相行政，號曰共和。」《十二諸侯年表》起自共和元年，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，齊武公之十年，晉靖侯之十八年，秦仲之四年，宋釐公之十八年，衛僖侯之十四年，陳幽公之十四年，蔡武公之二十四年，曹夷伯之二十四年，鄭則於時未封，是「太史《年表》自共和始」也。又案《本紀》「共和十四年，厲王死於彘。宣王即位，四十六年崩。子幽王立，十一年為犬戎所殺。子平王立，四十九年，當魯隱公元年。」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，春秋之時，年歲分明，故云「曆宣、幽、平王而得春秋次第，以立斯《譜》」。鄭於三《禮》、《論語》為之作序，此《譜》亦是序類，避子夏序名，以其列諸侯世及《詩》之次，故名「譜」也。《易》有《序卦》，《書》有孔子作《序》，故鄭避之，謂之為「讚」。讚，明也，明己為注之意。此《詩》不謂之「讚」，而謂之「譜」，譜者，普也，注序世數，事得周普，故《史記》謂之「譜牒」是也。

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，則循其上下而省之；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，則傍行而觀之，此《詩》之大綱也。舉一綱而萬目張，解一卷而眾篇明，於力則鮮，於思則寡，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。
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又總言為《譜》之理也。著魏有儉嗇之俗，唐有殺禮之風，齊有太公之化，衛有康叔之烈。述其土地之宜，顯其始封之主，省其上下，知其眾源所出，識其清濁也。屬其美剌之詩，各當其君君之化，傍觀其詩，知其風化得失，識其芳臭，皆以喻善惡耳。哀十四年《公羊傳》說孔子「製《春秋》之義，以俟後聖，以君子之為，亦有樂乎此」，鄭取彼意也。

御製詠詩六義

興，舉物用引辭，美刺適所託，音響中宮商，性情愜淡泊。

賦，敷事貴直陳，斯乃言志本。嗟哉相如流，尚藻失之遠。

比，取彼以比此，體物堪諧性。蔽之思無邪，要曰止扵正。

風，必有《關雎》意，方可行周官。二南冠風首，化源扵是觀。

雅，體雖别小大，義各具正變。忠厚惻怛心，同歸殊途見。

頌，和平涵二雅，廣大蓋國風。所以吳季札，三歎盛徳同。

御製讀《邶風·匏有苦葉》第二章，詩傳疏及朱註皆云：「飛曰雌雄，走曰牝牡。」毛孔固失之，而朱子亦未詳考也。夫見於詩書者，雄狐綏綏，獸也，何嘗不謂之雄？牝雞無晨，禽也，何嘗不謂之牝？善乎歐陽修《本義》云：「古語通用無常。」雉鳴求其牡者，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。又宋逸齋補傳謂：「雄當求匹，雌不當求牡。」斯皆足以喻夫人之犯禮。必穿鑿而釋之謂雌雉當求其雉之雄，今乃求其獸之牡，以為非禮，則禽與獸合，有是理乎？鳥鼠同穴之山，雖鳥鼠同穴，而各為匹配，無亂羣之事也。藉曰禽獸所無而人為之，斯禽獸之不如。因設烏有之事以刺淫佚，則怪亂夫子所不語。何刪詩而尚存此章乎？且宣姜、夷姜，論者紛如聚訟，而伋、朔之事，張照已辨之詳，茲不復綴。余謂讀書當識大意，具正見，若注疏家片言隻字之訛，正不必為之勉強湊泊，而反晦正義也。

毛詩譜

周南召南譜

周、召者，《禹貢》雍州岐山之陽地名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·雍州》云「荊岐既旅」，是岐屬雍州也。《綿》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，《宮》言大王居岐之陽，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。《孟子》云文王以百里而王，則周、召之地，共方百里，而皆名曰周，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。大王始居其地，至文王乃徙於豐。《周書》稱王季宅程，《皇矣》說文王既伐密須，「度其鮮原，居岐之陽」，不出百里。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，程是周地之小別也。○今屬右扶風美陽縣，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。○正義曰：《漢書·地理誌》右扶風郡有美陽縣，《禹貢》岐山在西北，周文王所居也。皇甫謐云：「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。本或作杜陽。」案《誌》扶風自別有杜陽縣，而岐山在美陽，不在杜陽。鄭於《禹貢》注云「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」，則作「杜」者誤也。《皇矣》稱「居岐之陽，在渭之將」，是其處險阻也。《綿》云「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飴」，是地肥美也。

周之先公曰大王者，避狄難，自豳始遷焉，而脩德建王業。商王帝乙之初，命其子王季為西伯。至紂，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、漢、汝旁之諸侯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帝乙，紂之父，準其年世，與王季同時。《旱麓》說大王、王季之事，云「瑟彼玉瓚，黃流在中」，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。《尚書》謂文王為西伯，當是繼父之業，故知王季亦為西伯。殷之州長曰伯，謂為雍州伯也。《周禮》「八命作牧」，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。如《旱麓》傳云：「九命然後錫以鬯圭瓚。」《孔叢》云：「羊容問於子思曰：『古之帝王，中分天下，而二公治之，謂之二伯。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，大王、王季皆為諸侯，奚得為西伯乎？』子思曰：『吾聞諸子夏云，殷王帝乙之時，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，受圭瓚鬯之賜，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。此諸侯為伯，猶周、召分陝。』」皇甫謐亦云：「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，始受圭瓚鬯。」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。鄭不見《孔叢》之書，《旱麓》之箋不言九命，則以王季為州伯也。文王亦為州伯，故《西伯戡黎》注云：文王為雍州之伯，南兼梁、荊，「在西，故曰西伯」。文王之德優於王季，文王尚為州伯，明王季亦為州伯也。《楚辭·天問》曰：「伯昌號衰，秉鞭作牧。」王逸注云：「伯謂文王也。鞭以喻政。言紂號令既衰，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。」《天問》，屈原所作，去聖未遠，謂文王為牧，明非大伯也。所以不從毛說。言「至紂，又命文王」者，既已繼父為州伯，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、漢、汝旁之諸侯也。知者，以《漢廣序》云「美化行乎江、漢之域」《汝墳序》云「汝墳之國，婦人能閔其君子」。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此詩猶美江、漢、汝墳，明是江、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。若非受紂之命，其化無由及之，明紂命之矣。江、漢之域即梁、荊二州，故《尚書》注云「南兼梁、荊」。其後化廣民附，三分有二，不必皆紂命也。

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雍、梁、荊、豫、徐、揚之人鹹被其德而從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既引《論語》三分有二，故據《禹貢》州名指而言之。雍、梁、荊、豫、徐、揚歸文王，其餘冀、青、兗屬紂，九州而有其六，是為三分有其二也。《禹貢》九州，夏時之制，於周則《夏官·職方氏》辨九州之域，有揚、荊、豫、青、兗、雍、幽、冀、並，校之於《禹貢》，無徐、梁，有幽、并，故《地理誌》云「周監二代而損益之，改《禹貢》徐、梁二州合之於雍、青，分冀州之地以為幽、并」，是其事也。《爾雅·釋地》九州之名有冀、豫、雍、荊、揚、兗、徐、幽、營。孫炎曰：「此蓋殷制。《禹貢》有梁、青無幽、營，《周禮》有幽、并無徐、營。」然則此說不同，不言殷、周九州，而遠指禹世者，孫炎以《爾雅》之文與《禹貢》不同，於《周禮》又異，故疑為殷制耳，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。《地理誌》云「殷因於夏，無所變改」，班固不以《爾雅》為世法。又《周禮》冀、幽、并，於《禹貢》唯一州耳，相率三分無一，故從岐而橫分之。據《禹貢》正經之文，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，準《禹貢》之境，論施化之處，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。《序》言化自北而南，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，岐於土中近北故也。

文王受命，作邑於豐，乃分岐邦。周、召之地，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地，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「文王受命，作邑於豐」，《文王有聲》之文也。《地理誌》云：「京兆鄠縣，豐水出其東南。」皇甫謐云：「豐在京兆鄠縣東，豐水之西，文王自程徙此。」案《皇矣》篇云文王既伐密須，徙於鮮原，從鮮原徙豐。而謐云自程，非也。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，文王既遷於豐，而岐邦地空，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。言分采地，當是中半，不知孰為東西。或以為東謂之周，西謂之召，事無所出，未可明也。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，以《泰誓》之篇，伐紂時事，已言周公曰。《樂記》說《大武》之樂，象伐紂之事，云「五成而分陝，周公左而召公右」，明知周、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。文王若未居豐，則岐邦自為都邑，不得分以賜人，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。且二《南》，文王之詩，而分係二公，若文王不賜采邑，不使行化，安得以詩係之？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。既以此詩係二公，明感二公之化，故知使「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」也。言「先公」者，大王、王季賢人，文王承其業，文王自有聖化，不必要用先公，但子當述父之事，取其宜者行之，以先公為辭耳。猶自兼行聖化，故有聖人之風。此獨言「施先公之教」，明化己之可知，以《召南》有先公之教，故特言之耳。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，非受采之後。於此言之者，明詩係二公之意也。言「己所職」者，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。

武王伐紂，定天下，巡守述職，陳誦諸國之詩，以觀民風俗。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，故獨錄之，屬之大師，分而國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宣十二年《左傳》引《時邁》之詩云：「昔武王克商，而作頌曰：『載戢幹戈，載櫜弓矢。』」《時邁序》云「巡守」，則武王巡守矣。《王制》說巡守之禮，曰「命大師陳詩，以觀民風俗」，故知武王巡守得二《南》之詩也。《譜》云「天子納變雅，諸侯納變風，其禮同」，則文王亦采詩。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，諸侯之納變風，直欲觀民之情，以知已政得失耳，非能別賢聖之異風，立一代之大典也。文王猶為諸侯，王業未定，必不得分定二《南》，故據武王言之耳。武王遍陳諸國之詩，非特六州而已。而此二《南》之風，獨有二公之化，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，故獨取其詩，付屬之於大師之官，使分而國之，為二國之風。以大師掌六詩之歌，達聲樂之本，故知屬之使分係也。

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《周南》，得賢人之化者謂之《召南》，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文王將建王業，以諸侯而行王道，大王、王季是其祖、父，皆有仁賢之行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，使二公雜而施之。又六州之民，誌性不等，或得聖人之化，或得賢人之化，由受教有精粗，故歌詠有等級。大師曉達聲樂，妙識本源，分別所感，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《周南》，得賢人之化者謂之《召南》，解大師分作二《南》之意也。知有此理者，序云「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風，故係之周公。《鵲巢》、《騶虞》之德，諸侯之風，故係之召公」。以聖人宜為天子，賢人宜作諸侯，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，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。以周公聖人，故以聖人之風係之，以召公賢人，故以賢人之風係之。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，因有天子之風義，一聖一賢，事尤相類，故係之二公。既分係二公，以優劣為次，先聖後賢，故先周後召也。不直稱「周」、「召」，而連言「南」者，欲見行化之地。且作詩之處，若不言「南」，無以見斯義也。且直言「周」、「召」，嫌主美二公，此實文王之詩而係之二公，故周、召二國並皆云「南」，見所化之處，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。此詩既繼二公，即二公為其詩主，若有美二公，則各從其國，《甘棠》之在《召南》，是其事也。《周南》無美周公，或時不作，或錄不得也。

乃棄其餘，謂此為風之正經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武王遍陳諸國之詩，今唯二《南》在矣，明是棄其餘也。

初，古公亶父聿來胥宇，爰及姜女。其後，大任思媚周姜，大似嗣徽音，曆世有賢妃之助，以致其治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事皆在大雅也。鄭言此者，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，《召南》夫人雖斥文王夫人，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，故引詩文以曆言。

文王刑于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禦於家邦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《思齊》文也。言文王先化於妻，卒治家國。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。

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，終以《麟趾》、《騶虞》，言后妃夫人有斯德，興助其君子，皆可以成功，至於獲嘉瑞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。「是故」者，緣上事生下勢之稱。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，一人而二名，各隨其事立稱。禮，天子之妃曰后，諸侯之妃曰夫人。以《周南》王者之化，故稱后妃；《召南》諸侯之化，故云夫人。直以化感為名，非為先後之別。有陳聖化，雖受命前事，猶稱后妃。有說賢化，雖受命後事，尚稱夫人。二國別稱，而文王不異文者，《召南》夫人為首，后妃變稱夫人，足知賢聖異化，於文王不假複異其辭，故《鵲巢》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，皆以常稱言之。聖王之馭世，符瑞必臻，故次《麟趾》、《騶虞》於末，欲見致嘉瑞也。時實不致，設以為法，故言耳。以詩人之作，各言其誌，《麟趾》、《關雎》、《騶虞》之與《鵲巢》，未必一人作也。《麟趾》言公子之信厚，《騶虞》歎國君之仁心，自取獸名，別為興喻，非歎瑞應，與前篇共相終始。但君子之道，作事可法，垂憲後昆，大師比之於末，序者申明其意，因言《關雎》之應，《鵲巢》之應耳。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，而使詩有龍鳳之文，亦將以之為應，非獨麒麟、白虎也。鄭答張逸云：「文王承先公之業，積脩其德，以致風化。述其美以為之法。能行其本，則致末應，既致其應，設以為法，是其不實致也。」此《譜》於此篇之大略耳。而二風大意，皆自近及遠，《周南·關雎》至《螽斯》皆后妃身事，《桃夭》、《兔罝》、《芣苡》后妃化之所及，《漢廣》、《汝墳》變言文王之化，見其化之又遠也。《召南·鵲巢》、《采蘩》夫人身事，《草蟲》、《采蘋》朝廷之妻，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朝廷之臣，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，故先於召伯，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。《羔羊》以下，言召南之國，江、沱之閒，亦言文王之政，是又化之差遠也。篇之大率，自以遠近為差。《周南》上八篇言后妃，《漢廣》、《汝墳》言文王。《召南》上二篇言夫人，《羔羊》、《摽有梅》、《江有氾》、《騶虞》四篇言文王。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《周南》而略於《召南》者，以《召南》夫人則《周南》后妃，既於后妃事詳，所以《召南》於夫人遂略。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，自由作者有別，又采得多少不同。《周南·桃夭》言「后妃之所致」，《召南·羔羊》云「《鵲巢》之功所致」者，《周南·桃夭》以上皆后妃身事，文與后妃接連，故言后妃所致；《召南 羔羊》以前，非獨夫人身事，文與夫人不相連接，故變言《鵲巢》之功所致也。又《桃夭》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，《羔羊》致後無夫人之化者，亦是《周南》后妃既詳，於《召南》夫人遂略。致者，行化於己，自已致人。《草蟲》以下，非複夫人身事，亦是夫人之致也。《羔羊》，《召南》之國化文王之政，為《鵲巢》之功所致，則《漢廣》文王之道被於南國，亦是《關雎》之功所致。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，太姒所讚。《周南》以《桃夭》至《芣苡》三篇為后妃所致，《漢廣》以下，其事差遠，為文王之致。《召南》以《草蟲》至《行露》四篇為夫人所致，《羔羊》以下差遠，為文王之致。各舉其事，互相發明。此二《南》之詩，文王時作。文王即位，至受命之時，已四十餘年，諸侯從之蓋亦早矣。鄭答張逸云：「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，卒以受命。」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。當此之時，詩巳作也。何則？化被於下則民述其誌，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。武王采得之時，二公已有爵土，命其行化，遂分係之，非由二公有土，此詩始作也。《周》、《召》二十五篇，唯《甘棠》與《何彼襛矣》二篇乃是武王時作。武王伐紂，乃封太公為齊侯，令周、召為二伯。而《何彼襛矣》經云「齊侯之子」，太公已封於齊，《甘棠》經云「召伯」，召公為伯之後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。非徒作在武王之時，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。《行露》雖述召伯事，與《甘棠》異時。趙商謂其同時，疑而發問，故《誌》「趙商問：『《甘棠》、《行露》之詩，美召伯之功，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，不審召公何得為伯？』答曰：『《甘棠》之詩，召伯自明，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？』至《行露》篇，箋義云『衰亂之俗微，貞信之教興』，若當武王時，被《召南》之化久矣，衰亂之俗已銷，安得云微？云此文王時也。序義云『召伯聽訟』者，從後錄其意，是以云然」。而鄭此答，明《甘棠》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，謂武王時也。此二篇武王時事，得入《召南》風者，以詩係於召，召為詩主，以其主美召伯，因即錄於《召南》。王姬以天子之女，降尊適卑，不失婦道，《召南》多陳人倫，事與相類。又王姬賢女，《召南》賢化，又作在武王之世，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，故錄之於《召南》也。

風之始，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，故周公作樂，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或謂之房中之樂者，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，女史歌之，以節義序故耳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云言「或」者，道異說也。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，故因解之。二《南》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，無嫉妒之心，夫人德如鳴鳩，可以承奉祭祀，能使夫婦有義，妻妾有序。女史歌之，風切后夫人，以節此義序，故用之耳。《王風》云「君子陽陽，左執簧，右招我由房」，謂路寢之房。以人君有房中之樂，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故《譜》下文云路寢之常樂，「風之正經」也。天子歌《周南》，諸侯歌《召南》，用此「或」說為義也。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。王肅云：「自《關雎》至《芣苡》，后妃房中之樂。」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，故為后妃之樂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，當用《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。鄭無所說，義亦或然。

射禮，天子以《騶虞》，諸侯以《貍首》，大夫以《采蘋》，士以《采蘩》為節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在《召南》之篇，亦是用之於樂，故言之。《禮記·射義》有此。又彼注亦以為《騶虞》取其「一發五豝」，喻得賢者多；《貍首》取「小大莫處，禦於君所」；《采蘋》取其循澗以采蘋，喻循法度，以成君事；《采蘩》取「夙夜在公」，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。「為節」者，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。彼每篇一言為節，此引之省文也。

今無《貍首》，周衰，諸侯並僭而去之，孔子錄詩不得也。為禮樂之記者，從後存之，遂不得其次序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言此者，以射用四篇，而三篇皆在《召南》，則《貍首》亦當在。今無其篇，故辨之，云諸侯所以去之。《大射》注云：「貍之言不來也。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，因以名篇。後世失之。」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，惡其被射之言，故棄之。為禮樂之記者，正謂記作《射義》者，以《貍首》樂歌之曲，故並樂言之。《射義》注云：「《貍首》，逸詩，下云『曾孫侯氏』是也。」其下文云：「故詩曰：『曾孫侯氏，四正具舉。大夫君子，凡以庶士。小大莫處，御于君所。以燕以射，則燕則譽。』」謂此是《貍首》經文也。彼雖引詩，無「貍首」之字，鄭知是《貍首》者，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，其下又云：「君臣相與，盡誌於射，以習禮樂，則安則譽也。是以天子制之，而諸侯務焉。」言諸侯用為射節，知是《貍首》之辭。無「貍首」字者，略引其文，不盡其辭故也。

周公封魯，死諡曰文公，召公封燕，死諡曰康公，元子世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周公封魯，召公封燕，《史記》皆有《世家》言之。《周語》引《常棣》為周文公之詩，是周公諡曰文也。《公劉序》云「召康公戒成王」，是召公諡曰康也。《宮》云「建爾元子，乃命魯公」，是元子世之也。《燕世家》云「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，當厲王之時」，則是失其世次，不得召公元子名諡，傳國於後，是元子可知。

其次子亦世守采地，在王官，春秋時周公、召公是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僖九年「公會宰周公於葵丘」，文五年「召伯來會葬」，是春秋時周公、召公也。經傳皆言周公，謂為三公，不知何爵也。召稱伯，則伯爵，以《左傳》多云召公，故言公。其旦與奭次子名諡，《書傳》無文。平王以西都賜秦，則春秋時周公、召公別於東都受采，存本周、召之名也，非複岐周之地。《晉書地道記》云「河東郡垣縣有召亭，周則未聞，今為召州」是也。左方無君世者，此因詩係二公，故終言之，其君世，《世家》亡滅，且非此所須故也。

問者曰：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詩，為風之正經則然矣。自此之後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，何以無變風？」答曰：「陳諸國之詩者，將以知其缺失，省方設教為黜陟。時徐及吳、楚僭號稱王，不承天子之風，今棄其詩，夷狄之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列國政衰，變風皆作，南國諸侯，其數多矣，不得全不作詩。今無其事，故問而釋之。巡守陳詩者，觀其國之風俗，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。亦既僭號稱王，不承天子威令，則不可黜陟，故不錄其詩。吳、楚僭號稱王，《春秋》多有其事。知徐亦僭者，《檀弓》云：「邾婁考公之喪，徐君使容居來吊，其辭云，昔我先君駒王」，是其僭稱王也。

其餘江、黃、六、蓼之屬，既驅陷於彼俗，又亦小國，猶邾、滕、紀、莒之等，夷其詩，蔑而不得列於此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春秋》文四年，楚人滅江。僖十二年滅黃。文五年，楚滅六并蓼。終為楚人所滅，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。既驅陷彼俗，亦不可黜陟，又且小國，政教狹陋，故夷其詩，輕蔑之，而不得列於國風也。邾、滕、紀、莒，春秋時小國，亦不錄之，非獨南方之小國也。其魏與檜、曹，當時猶大於邾、莒，故得錄之。春秋時，燕、蔡之屬，國大而無詩者，薛綜答韋昭云：「或時不作詩，或有而不足錄。」

邶鄘衛譜

邶、鄘、衛者，商紂變風方千里之地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地理志云：「河內本殷之舊都，周既滅殷，分其畿內為三國，《詩風》邶、鄘、衛是也。」如志之言，故知畿內；以畿內故，知方千里也。

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案《禹貢》大行屬冀州，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。」以詩言楚丘、桑中、淇水、漕、浚皆在山東，故皆云「在大行之東」。大行屬河內，河內即紂都，而西不踰大行者，蓋其都近西也。

北踰衡漳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注《禹貢》云：「衡漳者，漳水橫流。」《地理志》云：「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。」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，南距紂都百餘里耳，故知踰之。

東及兗州桑土之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》兗州云：「桑土既蠶。」注云：「其地尤宜蠶桑，因以名之。」今濮水之上地有桑問者。僖三十一年衛遷於帝丘，杜預云：「帝丘，今東郡濮陽縣也。」濮陽在濮水之北，是有桑土明矣。

周武王伐紂，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皆《史記·衛世家》文。

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乆，未可以建諸侯，乃三分其地，置二監使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尹而教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地理志》云：「邶以封紂子武庚，鄘管叔尹之，衛蔡叔尹之，以監殷民，謂之三監。」則三監者，武庚為其一，無霍叔矣。王肅、服䖍皆依志為說。鄭不然者，以《書傳》曰：「武王殺紂，立武庚，繼公子祿父，使管叔、蔡叔監祿父。」祿父及三監叛，言使管蔡監祿父，祿父不自監也。言祿父及三監叛，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為監，祿父非一監矣。《古文尚書·蔡仲之命》曰：「惟周公位冡宰，正百工，羣叔流言，乃致辟管叔于商，囚蔡叔于郭鄰，降霍叔于庶人，三年不齒。」則以管、蔡、霍三叔為三監明矣。孫毓亦云：「三監當有霍叔，鄭義為長。」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、蔡叔，不言霍叔者，鄭云：「蓋赦之也。」《王制》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，國三人，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。此為殷民難化，且使監之；武庚又非方伯，不與《王制》同也。《史記》云：「武王為武庚未集，恐其有賊心，乃令弟管叔、蔡叔傅相之，三分其地置三監。」則三叔各監一國，不知所監之國為誰。《地理志》雖云管叔尹鄘，蔡叔尹衛，以武庚在三監之中，未可據信，則管、蔡所監不足明矣。故鄭不指言之，監者且令監之，非所封也；封即管、蔡、霍是也。

自紂城而北謂之邶，南謂之鄘，東謂之衛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無文也。以詩人之作，自歌土風，驗其水土之名，知其國之所在。《衛》曰：「送子涉淇，至于頓丘。」頓丘今為郡名，在朝歌紂都之東也。紂都河北，而《鄘》曰：「在彼中河。」鄘境在南明矣。都既近西，明不分國，故以為邶在北。三國之境地相連接，故邶曰：「亦流于淇。」鄘曰：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」衛曰：「瞻彼淇奧。」是以三國皆言淇也。戴公東徙渡河，野處漕邑，則漕地在鄘也。而邶曰：「土國城漕。」國人所築之城也。《思須》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。「河水瀰瀰」，宣公作臺之處也。此詩人本述其事，作為自歌其土也。王肅、服䖍以為鄘在紂都之西，孫毓云：「據《鄘風·定之方中·楚丘》之歌，鄘在紂都之南。」相證自明，而城以西無驗。其城之西迫於西山，南附洛邑，檀伯之封溫，原樊州皆為列國，《鄘風》所興不出于此。鄭義為長。

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，見周公将攝政，乃流言於國曰：「公将不利於孺子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皆《金縢》之文，唯見「周公将攝政」一句非耳。彼注云：「管國名，叔字，周公兄，武王弟，封於管。羣弟蔡叔、霍叔。武王崩，周公免喪，欲居攝，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，故流『公将不利於孺子』之言於京師。」孺子謂成王也。知管叔周公之兄者，《孟子》文也。

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，秋，大熟未穫，有雷電疾風之異，乃後成王悅而迎之，反而遂居攝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知者準約《金縢》之文。如鄭注《金縢》，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，避居二年，成王年十四。秋，大熟遭雷風，成王迎而反之，是成王年十五。避居三年云二年者，不數初出之年故也。

三監導武庚叛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書序》云：「武王崩，三監及淮夷叛。」注云：「周公還攝政，懼誅，因開導淮夷與俱叛。」居攝一年之時繫之「武王崩」者，其惡之初自崩始也。《又書傳》曰：「使管叔、蔡叔監祿父。武王死，成王㓜，管蔡疑周公而流言。奄君蒲姑謂祿父曰：『武王既死矣，成王尚㓜矣，周公見疑矣，此百世之時也。請舉事。』然後祿父及三監叛，奄君導之，祿父遂與三監叛。」則三監亦導之矣。故《左傳》曰：「管蔡啓商，惎間王室。」是也。

成王既黜殷命，殺武庚，復伐三監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「成王既黜殷命，殺武庚」，《書序》文也。彼注云：「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。」既殺武庚，復伐三監為異時伐者，以《書序》「黜殷命伐管蔡」别文言之明非一時也。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，故《書傳》曰：「二年克殷。」注云：「誅管蔡及祿父等也。」

更於此三國建諸侯，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，使為之長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，今既伐三監，明於此建諸侯矣。《書序》曰：「成王既伐管叔、蔡叔，以殷餘民封康叔，作《康誥》。」攝政二年伐管蔡，四年建侯於衛，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，而《書序》連言之者，注云：「言伐管蔡者，為因其國也。」王肅《康誥》注云：「康，國名，在千里之畿內。既滅管蔡，更封為衛侯。」鄭無明說，義或當然。或者康諡也。言為之長者，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，故知更建諸侯也。妹邦於諸國屬鄘。《酒誥》命康叔云：「明大命于妹邦。」注云：「妹邦者，紂都所處，其民尤化紂嗜酒。今祿父見誅，康叔為其連屬之監，是康叔并監鄘也。」又季札見歌邶、鄘、衛，言康叔武公之徳如是，故知為之長。

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，混而名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康叔不得二國，故知後世子孫也。頃公之惡，邶人刺之，則頃公以前已兼邶淇鄘或亦然矣。周自昭王以後，政敎陵遲，諸侯或强弱相陵，故得兼彼二國，混一其境，同名曰衛也。此殷畿千里，不必邶、鄘之地止建二國也。或多建國，數漸并於衛，不必一時滅之，故云「稍并兼」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「武王崩，三監叛，周公誅之，盡以其地封弟康叔，號曰孟侯，遷邶、鄘之民於洛邑，故邶、鄘、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。」如志之言，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，非子孫矣。服䖍依以爲說。鄭不然者，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，王畿千里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，非其制也。

七世至頃侯，當周夷王時，衛國政衰，變風始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衛世家》云：「康叔卒，子康伯立；卒，子孝伯立；卒，子嗣伯立；卒，子建伯立；卒，子靖伯立；卒，子貞伯立；卒，子頃侯立。」除頃侯故七世也。《又曰》：「頃侯厚賂周夷王，夷王命為衛侯。」故知當夷王時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，齊、陳并數有詩之君，此及曹不數頃公，共公又不數，及魯則并數，此皆隨便而言，不為例也。

故作者各有所傷，從其國本而異之，為邶、鄘、衛之詩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綠衣》、《日月》、《終風》、《燕燕》、《柏舟》、《河廣》、《泉水》、《竹竿》，述夫人衛女之事，而得分屬三國者，如《詩譜》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，非夫人衛女自作矣。《泉水》、《竹竿》俱述思歸之女，而分在異國，明是二國之人作矣。女在他國，衛人得為作詩者，蓋大夫聘問往來，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也。唯《載馳》一篇序云：「許穆夫人作也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許穆夫人賦《載馳》。」《列女傳》稱夫人所親作，或是自作之也。若許穆夫人所作而得入鄘風者，蓋以於時國在鄘地，故使其詩屬鄘也。《木瓜》、《美齊》、《猗嗟刺魯》，各從所作之風，不入所述之國。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，以夫人身是衛女，辭為衛發，故使其詩歸衛也。宋襄之母則身已歸衛，非復宋婦，其詩不必親作，故在衛焉。并邶鄘分為三國，鄭并十邑不分之者，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鄭名，又皆國小土風不異，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，又先有衛名，故分之也。雖分從邶鄘，其實衛也，故序每篇言衛，明是衛詩，猶唐實是晉，故序亦每篇言晉也。其秦仲、陳佗皆以字配國，當諡號之稱。舜為國名而施也。若異國之君，必以國配諡，恐與其君相亂，若《河廣》宋襄、《木瓜》齊桓、《猗嗟》魯莊公之軰是也。三國如此，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，故《世家》：「頃侯卒，子𨤲侯立，四十二年卒，子共伯餘立為君。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，共伯自殺。衛人立和為衛侯，是為武公。」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，故邶在前也。《鄘·柏舟》與《淇奧》雖同是武公之詩，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，故鄘次之，衛為後也。凡編詩以君世為次，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，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為次也。《世家》曰：「武公即位，修康叔政，百姓和集，五十年卒，子莊公楊立，二十三年卒，太子完立，是為桓公。二年，弟州吁驕奢，桓公黜之。十六年，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。九月，殺州吁于濮，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之，是為宣公。十九年卒，太子朔立，是為惠公。四年，奔齊，立公子黔牟。黔牟立八年，惠公復入。三十三年卒，子懿公赤立。九年，為狄所滅，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。元年卒，立弟燬，是為文公。」此其君次也。序者或以事明主，或言其諡，或終始備言，或與初見未義相發明，要在理著而已。若一君止一篇者，明言號諡；多則文有詳略。邶《柏舟》云「頃公之時」，則頃公詩也。《綠衣》云「莊姜傷已妾上僭」，當莊公時，則莊公詩也。詩述莊姜而作，故序不言莊公也。《燕燕》云「莊姜送歸妾也」，妾非夫人所當出，出不當夫人送，今云「送歸妾」，明子死乃送之，是州吁詩也。《日月》、《終風》、《擊鼓》序皆云州吁，《凱風》從上明之，皆州吁詩也。《雄雉》、《匏有苦葉》序言宣公舉其始，《新臺》、《二子乘舟》復言宣公詳其終，則《谷風》、《式微》、《旄丘》、《簡兮》、《泉水》、《北門》、《北風》、《靜女》在其間皆宣公詩也。《鄘·柏舟》云「共伯蚤死，其妻守義」，明武公時作，則武公詩也。《牆有茨》，公子頑通於君母，君母則惠公母，則惠公詩也。《鶉之奔奔》云「宣姜亦是惠公之母」，則《君子偕老》、《桑中》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。《定之方中》、《蝃蝀》、《相鼠》、《干旄》序皆云文公，文公詩可知。《載馳》序云「懿公為狄人所滅，露於曹邑」，則戴公詩也。在文公下者，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。《衛·淇奧》云「美武公」，則武公詩矣。《考槃》、《碩人》序皆云莊公，則莊公詩也。《氓》云「宣公之時」，則宣公詩也。《竹竿》從上言之，亦宣公詩也。《芄蘭》刺惠公，則惠公詩也。《河廣》云「宋襄公母歸于衛」，母雖父所出，而文繫於襄公，明襄公即位乃作。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，二十一年卒，終始當衛文公，則文公詩矣。《伯兮》云「為王前驅」，《有狐》序云「衛之男女失時」，皆不言諡，在《河廣》、《木瓜》之間，則似文公詩矣。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，惟桓五年秋蔡人、衛人、陳人從王伐鄭，當宣公時，則伯兮亦宣公詩也。伯兮既爲宣公詩，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。文公滅而復興，詩無刺者，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。與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，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，故不復言宣公耳。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，故舉上明下；若本第於此，則伯兮宜言諡以辦嫌，不宜越芄蘭、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。《木瓜》云：「齊桓公救而封之。」則文公詩也。故鄭於定方中，皆以此知之也。然鄭於其君之下云：「某篇某作者。」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，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。何則？文王之詩，有在成王時作者，是不必其時即作也。《春秋》之義，未踰年不成君，而州吁以春弑君，九月死於濮，不成君而得有詩者，以其已在君位，百姓蒙其惡，故得作詩以刺之也。柏舟共姜自誓，不爲共伯詩者，以共伯已死，其妻守義，當武公之時，非共伯政教之所及，所以爲武公詩也。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，大率以事之先後爲次，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，後納伋妻，《邶》詩先匏有苦葉，後次新臺，是以事先後爲次也。舉此而言，則其餘皆以事次也。牆有茨、鶉之奔奔，皆刺宣姜，其篇不次，而使桑中間之，則編篇之意，或以事義相𩔖，或以先後相次序，注無其明説，難以言之。

王城譜

王城者，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車攻序》云：「復會諸侯於東都，謂王城也。」周以鎬京為西都，故謂王城為東都。王城即洛邑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初，洛邑與宗周通封畿，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。」韋昭云：「通在二封之地，共千里也。」臣瓚按：西周方八百里，八八六十四，為方百里者六十四；東周方六百里，六六三十六，為方百里者三十六。二都方百里者百，方千里也。《秦譜》云：「横有西周畿内八百里之地，是鄭以西都為八百，東都為六百，其言與瓚同也。」《鄭志》趙商問定四年《左傳》曰：「曹為伯甸，言爵為伯，服在甸。」案曹國實今定陶，去王城六七百里；甸服在二服，去王城一千五百里，亦復不合。敢問其故？答曰：東都之畿方六百里，半之三百里。定陶去王城八百里有餘，豈六七百也？除畿内三百里，又侯五百里，定陶在外，何謂之不合？以子魚言為伯甸，本其始封而在甸服，明東都六百初則然矣，西都初則亦八百相通可知。《周禮》每言王畿千里者，制禮設法據方圓而言，其實地形不可如圖也。蓋以西都先王所居，東都貢賦所均，不可並為二畿，故通數之共為千里。

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》云：「荆河惟豫州。」注云：「州界自荆山而至于河。」而王城在河南洛北，是屬豫州也。太華即華山也，外方即嵩高也。《地理志》華山在京兆華隂縣南，外方在穎川嵩高縣，則東都之域，西距太華，東至于外方，故云之間。

北得河陽，漸冀州之南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僖二十五年《左傳》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温源之田，晉於是始啓南陽。杜預云：「在晉山南河北，故曰南陽。」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内，故知北得河陽。《夏官·職方氏》云：「河内曰冀州。」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。

始武王作邑於鎬京，謂之宗周，是為西都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文王有聲》云：「宅是鎬京。」武王成之，是武王作邑於鎬京也。《正月》云：「赫赫宗周。」謂鎬京也。後平王居洛邑，亦謂洛邑為宗周。《祭統》云：「即宫于宗周。」謂洛邑也。以洛邑為東都，故謂鎬京為西都。

周公攝政五年，成王在豐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，既成，謂之王城，是為東都，今河南是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洛誥》云：「周公曰：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，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，惟洛食；我又卜瀍水東，亦惟洛食。」注云：「我以乙卯日至於洛邑之衆，觀召公所卜之處，皆可長久居民，使服田相食。瀍水東既成，名曰成周，今洛陽縣是也。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，今河南縣是也。」則成周洛邑同年營矣。《書傳》云：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，則知此二邑皆五年營之也。成王在豐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。《書序》文彼注云：「欲擇土中建王國，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，王與周公將自後往也。」武王已都鎬京，成王尚云在豐者，豐有文王廟，將行就告之，故《召誥》云：「王朝步自周，則至于豐。」注云：「於此從鎬京行至于豐，就告文王廟是也。」此王城於漢時為河南縣也。

召公既相宅，周公往營成周，今洛陽是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召公既相宅，周公往營成周，亦《書序》文也。《地理志》河南郡有洛陽縣，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是也。」

成王居洛邑，遷殷頑民於成周，復還歸處西都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洛誥》云：「戊辰王在新邑烝。」是成王居洛邑也。《書序》云：「成周既成，遷殷頑民。」注云：「此皆士也，周謂之頑民，民無知之稱。」是遷殷頑民於成周也。《周本紀》云：「太史公曰：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，其實不然。武王營之，成王使召公卜居之，𨗇九鼎焉，而周復都豐鎬。」是成王復還歸西都。

至於夷厲，政教尤衰。十一世幽王嬖褒姒，生伯服，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周本紀》云：「懿王立，王室遂衰。《郊特牲》曰：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，下堂而見諸侯，自夷王始。昭二十六年《左傳》曰：至於厲王，王心戾虐，萬民弗忍，居王於彘。」是王室之衰始於懿王，至於夷厲，政教尤衰也。十一世者，以言武王作邑，因據武王數之。《周本紀》云：武王崩，子成王誦立；崩，子康王釗立；崩，子昭王瑕立；崩，子穆王滿立；崩，子共王緊扈立；崩，子懿王囏立；崩，共王弟孝王辟方立；崩，子夷王燮立；崩，子厲王胡立；崩，子宣王靜立；崩，子幽王宫湼立。自武王至幽王，凡十二王，除孝王辟方，是十一世也。《本紀》又云：「幽王三年，嬖褒姒生伯服。幽王欲廢太子，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。幽王得褒姒愛之，欲廢申后，并去太子，用褒姒為后，以其子伯服為太子。《鄭語》云：王嬖褒姒，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，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，必求之申。」是申后見廢，太子奔申，王欲於申求之，故韋昭云太子時奔申也。

申侯與犬戎攻宗周，殺幽王於戲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周本紀》云：「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，申侯怒，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。幽王舉烽火徴兵，兵莫至，遂殺幽王麗山下，虜褒姒，盡取周賂而去。《魯語》里革對成公云：幽王滅於戲。」孔晁曰：「戲，西周地名。」《史記》云：「麗山國語言於戲，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。」皇甫謐云：「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。」潘岳《西征賦》述幽王之亂滅云：「軍敗戲水之上，身死麗山之北。」則戲亦水名，韋昭云戲山名非也。

晉文侯鄭武功迎宜咎于申而立之，是為平王，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鄭語》云：晉文侯於是平定天子。隱六年《左傳》稱周桓公言於王曰：「我周之東遷，晉鄭焉依。」《地理志》幽王敗，桓公死，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。《周本紀》云：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，是為平王。《地理志》云：幽王淫褒姒，滅宗周，子平王東居洛邑，鄭所據之文也。」

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，其詩不能復雅，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於時王室雖衰，天命未改，《春秋》王人之微猶尊矣。言與諸侯無異者，以其王爵雖在，政教纔行於畿内，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，故言無異。詩者緣政而作，風雅繫政廣狹，故王爵雖尊，猶以政狹入風。此風雅之作，本自有體，猶而云貶之謂之風者，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，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。《鄭志》張逸問平王微弱，其詩不能復雅，厲王流於彘，幽王滅於戲，在雅何？答曰：幽厲無道，酷虐於民，以强暴至於流滅，豈如平王微弱，政在諸侯，威令不加於百姓乎？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，故為雅；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，故為風也。言王國變風者，謂以王當國，故服䖍云尊之，猶稱王，猶《春秋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，在風則卑矣。已此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，故題王以當國，而叙以實應，故毎言閔周也。《周本紀》云：平王即位五十一年崩，太子泄父早死，立其子林，是為桓王。二十三年崩，子莊王他立。十五年崩。維此三王有詩耳。《黍離序》云：閔周室之顚覆，言鎬京毁滅，則平王時也。《君子行役》及《掦之水》、《葛藟》，皆序云平王，是平王詩矣。《君子陽陽》、《中谷有蓷》，居中從可知。《兎爰序》云桓王，則本在《葛藟》之下，但簡札換處失其次耳。《兎爰》既言桓王，舉上以明下，明《采葛》、《大車》從可知矣。《采葛箋》云桓王之時政事不明，明《大車》亦桓王詩也。《丘中有麻序》云莊王不明，即莊王詩明矣。故鄭於左方中以此而知皇甫謐云：平王時王室微弱，詩人怨而為刺，今王風自《黍離》至《中谷有蓷》五篇是也。桓王失信，禮義陵遲，男女淫奔，䜛偽並作，九族不親，故詩人刺之，今王風自《兎爰》至《大車》四篇是也。如謐此言，以《葛藟》為桓王之詩，今《葛藟序》云平王，則謐言非也。定本《葛藟序》云刺桓王誤也。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，欲近雅頌與王世相次故也。」

鄭譜

初，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，是為鄭桓公。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漢書地理志云，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，食采於宗周畿內，是為鄭桓公。鄭據此為説也。春秋之例，母弟稱弟，繫兄為尊，以異於其餘公子。僖二十四年《左傳》曰：「鄭有厲宣之親。」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，明是其母弟也。服䖍、杜預皆云母弟。鄭世家云宣王庶弟，皇甫謐亦云庶弟。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，宣王母弟，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，是無明文可據也。地理志云，京兆鄭縣，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，是桓公封京兆鄭縣，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。其地一曰咸林，故曰咸林之地。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，以鄭因虢、鄶之地而國之，而鄶亦有詩。既譜鄶事，然後譜鄭，故先言有鄭之由，而後説得鄶之事。

又云：為幽王大司徒，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，問於史伯曰：「王室多故，余懼及焉，其何所可以逃死？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自此以下盡可以少固，皆鄭語文。謂得西周之衆與東土河洛之人心也。多故謂多難，懼禍難及已也。

史伯曰：「其濟洛河、頴之間乎？是其子男之國，虢、鄶為大。虢叔恃勢，鄶仲恃險，皆有驕侈怠慢之心，加之以貪冒。君若以周難之故，𭔃帑與賄，不敢不許。是驕而貪，必將背君。君以成周之衆，奉辭罰罪，無不克矣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是四水之間。其子男之國有十，惟虢、鄶為大。叔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。勢謂地勢阻固，險謂境多阨塞。

「若克二邑，鄢、蔽、補、丹、依、㽥、歴、莘，君之土也。脩典刑以守之，惟是可以少固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八國皆在四水之間，與虢、鄶為鄰。若克虢、鄶二邑，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為君之土也。脩典法以守之，惟有是處可以少固，餘方不可入也。虢、鄶實國而言邑者，以國邑相對為異。散則國亦為邑。殷武云「商邑翼翼」，左傳毎言𡚁邑者，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。

桓公從之，言然。之後三年，幽王為犬戎所殺，桓公死之。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語又云：「公悦，乃東𭔃帑與賄，虢、鄶受之。」是桓公從之也。鄭語云：「幽王八年，桓公為司徒。」鄭世家云：「桓公為司徒一歲，問夫史伯曰：『王室多故，余安逃死？』」是為司徒一年乃問也。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，而幽王被殺，是言然之後三年也。世家又云：「犬戎殺幽王，并殺桓公，鄭人立其子掘突，是為武公。」地理志云：「幽王敗，桓公死，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。」是其事也。

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，右洛左濟，前華後河，食溱、洧焉。今河南新鄭是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謂武公卒取之。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。隱元年《左傳》曰：「制巖邑也，虢叔死焉。」桓十一年公羊傳曰：「先鄭伯有善於鄶公者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。」鄭見處虢、鄶之地，明是武公滅虢、鄶，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，故云卒取十邑之地。案鄭世家，史伯云：「虢、鄶之君貪而好利，百姓不附。今公為司徒，民皆愛公。公誠請居之，虢、鄶之君見公方用事，輕分公地。公誠居虢、鄶，民皆公之民也。」桓公曰：「善。」於是卒言於王，東徙其民於洛東，而虢、鄶果獻十邑竟國之。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，而云死後武公取者，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，不知桓身未得，故傅㑹為此説耳。外傳云：「皆子男之國，虢、鄶為大。」則八邑各為其國，非虢、鄶之地，無由得獻之桓公也。明馬遷之説謬耳。桓公雖未得虢、鄶，既寄帑賄，臣民亦從而寄焉。故昭十六年《左傳》子産曰：「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，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，斬其蓬蒿藜藋而共處之。」是桓公𭔃帑之時，商人亦從而𭔃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。史伯言子男之國，虢、鄶為大。設令十邑皆方百里，開方除之，尚三百有餘。鄭當侯爵而為伯者，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耳，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。春秋之叙，鄭伯在邢侯之上，曹伯在詐男之下，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。右洛左濟，前華後河，食溱、洧焉，亦鄭語文也。韋昭云：「華，華國也。」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。鄶譜云：「居溱、洧之地。」此云「食溱、洧焉」，則鄭都在鄶地，故服䖍云：「鄭束鄭，古鄶國之地。」是鄭雖處其地，不居其都。僖三十三年《左傳》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，服䖍云：「鄶城，故鄶國之墟。」杜預云：「鄶國在滎陽宻縣東北，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。」是鄭非鄶都，故别有鄶城也。若然，昭十七年《左傳》曰：「鄭，祝融之墟。」鄶譜亦云，則鄶鄭同地，而云鄭非鄶都者，正以鄭國别有鄶城，決知鄭國之都非鄶也。但二城不甚相逺，故於鄶言祝融之墟，見鄭因國其地，言其境界所及，非謂鄭居鄶都也。鄶在東周畿外之國，隱元年榖梁傳曰：「寰内諸侯不正其外交。」然則畿内之國非正南面之君，政敎禀於天子，善惡歸於其上，無假風諫，不當有詩。鄶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内明矣。鄭因虢、鄶之國，自然亦為畿外。鄭發墨守云：「桓公國在宗周畿内，武公遷居東周畿内者，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内，西都之地盡以賜秦，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内故歴言之。及并十邑，鬱成大國，盟㑹列於諸侯，灼然在畿外。」故緇衣傳曰：「諸侯入為天子卿士，是畿外之君稱入也。」鄭雖非畿内，不過侯服。昭十三年《左傳》曰：「鄭伯男也。」賈逵以為鄭伯爵在男畿。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，鄭志答趙商云：「此鄭伯男者，非男畿，乃謂子男也。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内之諸侯，雖爵為侯伯，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，故云鄭伯男也。」是鄭意與賈説異。

武公又作卿士，國人宜之。鄭之變風又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緇衣序云：「父子並為周司徒。」則桓公之死，武公即代為司徒，故得輔平王以東遷。是先為卿士，後并十邑。但鄭先説得國之由，故云「又作卿士」，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。序又云：「善於其職，國人宜之。」故美其德，是國人宜之而作變風也。對上鄶風已作，故云「又作」。案左傳及鄭世家，武公生莊公，莊公娶鄧曼，生太子忽，是為昭公。又娶宋雍氏女，生公子突，是為厲公。又生公子亹、公子儀。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，莊公卒，而昭公立。其年九月，昭公奔衛，而厲公立。桓十五年夏，厲公奔蔡。六月，昭公入。桓十七年，高渠彌弑昭公，而立子亹。十八年，齊人殺子亹，鄭人立公子儀。莊十四年，傅瑕殺子儀，而納厲公。厲公前立四年而出奔，至此而復入。至莊二十一年卒，前後再在位，凡十一年。厲公卒，子文公踕立四十五年卒。此其君世之次也。詩緇衣序云：「美武公。」則武公詩也。《将仲子》、《叔于田》、《大叔于田》序皆云：「刺莊公。」而清人之下有《羔裘》、《遵大路》、《女曰雞鳴》、《遵大路》序云：「莊公失道。」則此三篇通上《将仲子》等六篇皆莊公詩也。《有女同車》、《山有扶蘇》、《蘀兮》、《狡童》、《及揚之水》皆云刺忽，則《褰裳》、《丰東門之墠》、《風雨》、《子衿》在其間皆為昭公詩也。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承正統，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，《有女同車》序云：「至於見逐則為被逐而作。」是忽前立時事也。《山有扶蘇》、《蘀兮》、《狡童》刺忽所美非賢，權臣擅命。忽之前立時月既淺，則此三篇皆後立時事也。《褰裳》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，是突前簒之初，國人欲以鄰國正之。春秋之義，君雖簒弑而立，已列於㑹，則成為君。案突以桓十一年簒，十二年公㑹鄭伯盟於武父，自是以後頻列於㑹，則成為鄭君。國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。《褰裳》宜是初年事也。《丰東門之墠》、《風雨》、《子衿》直云刺亂世耳，不指君事，或當突簒之時，或當忽入之後，其時難知。要是忽為其主，雖當突前簒之時，亦宜繫忽，故序於《掦之水》又言忽以明之。《掦之水》言無忠臣良士，終以死亡。經云「終鮮兄弟」，則兄弟己爭，是後立之事。《出其東門》序云：「公子五爭。」《野有蔓草》序云：「民窮於兵革。」《溱洧》序云：「兵革不息。」三篇相𩔖，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。《公子五爭》，突最在後得之，則此三篇厲公詩也。《清人》刺文公，文公詩也。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，《清人》當處卷末，由爛脱失次，厠於莊公詩内。所以得錯亂者，鄭答趙商云：「詩本無文字，後人不能盡得其第，錄者直錄其義而已。」如志之言，則作序乃始雜亂，故《羔裘》之序從上《大叔于田》為莊公之詩也。

齊譜

齊者，古少皥之世爽鳩氏之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昭二十年《左傳》云：「齊侯飲酒，樂。公曰：『古而無死，其樂如何？』晏子對曰：『昔爽鳩氏始居此地，季萴因之，有逄伯陵因之，薄姑氏因之，而後太公因之。古若無死，爽鳩氏之樂，非君之所願也。』」以爽鳩始居齊地，故云爽鳩氏之墟。舉其始居者，略季蒯、薄姑之時不言之也。又昭十七年《左傳》：「郯子曰：『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，鳳鳥適至，故紀於鳥，為鳥師而鳥名。祝鳩氏，司徒也。爽鳩氏，司宼也。』」杜預云：「爽鳩，鷹也，鷙故為司宼，主盜賊。」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皥之世。少皥以鳥名官，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宼，故爽鳩是其官耳，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。

周武王伐紂，封太師呂望於齊，是謂齊太公，地方百里，都營丘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齊世家》云：「太公望呂尚者，東海上人。其先祖嘗為四岳，佐禹平水土，甚有功。虞、夏之際，封於呂，或封於申，姓姜氏，尚其後苗裔也。」從其封姓，故曰呂尚。西伯獵，遇太公於渭之陽，與語大悅，曰：「自吾先君太公曰：『當有聖人適周，周興。』子真是邪？吾太公望子久矣。」故號曰太公望。載與俱歸，立為師。文王崩，武王伐紂，師尚父謀居多。於是武王平商，而王天下，封師尚父於齊，都營丘。是武王封太公，都營丘之事也。太公封地方百里者，鄭約而知之。以王制云：「公、侯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。」有五等之爵，則非殷制。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，又非夏制。是武王時也，故注云：「周武王初定天下，更立五等之爵，增以子、男，而猶因殷之地。」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，太公以元勳，明知太公封齊為大國百里可知也。水所營繞，故曰營丘。《釋丘》云：「水出其左營丘。」孫炎曰：「今齊之營丘，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。」以丘臨水，謂之臨淄。與營丘一地也，故《漢書．地理志》云：「齊郡臨淄縣，師尚父所封也。」應劭曰：「齊獻公自營丘徙此。」臣瓚案：「臨淄即營丘也。今齊之城内有丘，即營丘也。」如瓚之言，臨淄、營丘即是一地。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，是劭之謬也。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。《齊世家》云：「哀公之弟胡公，始徙都薄姑。而周夷王之時，哀公之同母少弟山，殺胡公而立，是為獻公，因徙薄姑，都治臨淄。」據此，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，以後復都臨淄也。《烝民》云：「仲山甫徂齊。」傳曰：「古者諸侯逼隘，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。」蓋去薄姑遷於臨淄，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，與世家異者，史記之文事多疏略。夷王之時，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，後九年而卒。自武王九年厲王之奔，止自胡公之所殺，為十八年。而本紀云：「厲王三十七年出奔，訃十九年。」不及夷王之末，則遷說自違也。如此，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，未可信也。毛公在馬遷之前，其言當有凖據，故不與馬遷同也。

周公致大平，敷定九畿，復夏禹之舊制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臯陶謨》云：「弼成五服，至于五千。」《禹貢》：「五百里甸服，百里賦納總，二百里納絰，三百里納秸服，四百里納粟，五百里納米。五百里侯服，百里采，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諸侯，五百里。綏服三百里，揆文教，二百里奮武衛，五百里。要服三百里，夷二百里，蔡五百里。荒服三百里，蠻二百里，流分。」此五服者，堯之舊制也。五服距面，至二千五百里。四面相距而其方五千里。禹既敷土廣而弼之，故為殘數，居其間。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。《大司馬職》曰：「乃以九畿之籍，施邦國之政。職方千里曰國畿，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，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。」注云：「畿猶限也。」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為疆，有分限者九，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。此周公致太平，制禮所定，故云敷土。言其復夏禹之舊制，弼成五服，實是堯時，以夏禹所定，故云禹制也。王者相因，禮有損益，雖名前後變易，而疆域則同。故《禹貢》注云：「甸服，此周為王畿。其弼當侯服，在千里之内。侯服為甸服，其弼當男服，在二千里之内。綏服於周為采服，其弼當衛服，在三千里之内。要服於周為蠻服，其弼當夷服，在四千里之内。荒服於周為鎮服，其弼當蕃服，在五千里之内。」王者禮法相變，周服禹制，故鄭解禹事而已。周禮擬之成王，周公封東至海，南至穆陵。齊雖侯爵，以大功同上公封也。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，未得薄姑。至周公、成王時，薄姑氏與四國作亂，成王滅之，以封師尚父。是齊於成王之世，乃得薄姑之地。若然，臨淄、薄姑非一邑也。齊之所封在於臨淄，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，以齊之封疆並得薄姑之地，舉其國境所及，明共處齊地。薄姑者，是諸侯之號，其人居齊地，因號其所居之地為薄姑氏。後與四國作亂，謂管、蔡、商、奄。則奄外更有薄姑，非奄居之名。而《尚書傳》云：「奄君薄姑。」故注云：「或疑為薄姑齊地，非奄君名也。」

成王用周公之法，制廣大邦國之境，而齊受上公之地，更方五百里。其封域，東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無棣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按《大司徒職》制諸侯之封疆，公五百里。齊雖侯爵，以大功而作太師，當與上公地等，故知取上公地也。其東至于海以下，僖四年《左傳》管仲之言也。

在《禹貢》青州，岱山之陰，濰、淄之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》云：「海、岱惟青州。」注云：「州界自海西至岱。」又曰：「濰、淄其道。」注云：「濰、淄兩水名。」《地理志》云：「濰水出今瑯邪箕屋山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。」然則青州在海、岱之間，濰、淄即青州之水也。又《地理志》云：「臨淄，海、岱之間一都會也。」桓十六年《公羊傳》曰：「衛、朔越在岱陰，齊居山之陰。」也都臨淄。《禹貢》濰、淄共文明其相近，故云濰、淄之野。

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昭十二年《左傳》：「楚靈主曰：『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、王孫牟、燮父、禽父並事康王。』」又《顧命》云：「命仲桓、南宮毛，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，虎賁百人，逆子釗于南門之外。」成王之崩職掌虎賁，又事康王，明為王官也。但未知何官耳。以大公為王官之伯，丁公又在王朝，故云嗣位，謂嗣王官之位耳，未必嗣為太師也。孔安國《顧命》注云：「伋為天子虎賁氏。」謂當時為之耳，亦未終於此官也。

後五世，哀公政衰，荒淫怠慢，紀侯譖之於周懿王，使烹焉。齊人變風始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齊世家》云：「太公卒，子丁公伋立。卒，子乙公得立。卒，子癸公慈母立。卒，子哀公不辰立。是為五世，至哀公也。」莊四年《公羊傳》：「齊哀公烹於周，紀侯譖之。」世家亦云：「紀侯譖之周，烹哀公。」二文皆言周烹之耳，不言懿王也。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。鄭知是懿王者，以世家既言烹哀公，乃云：「而立其弟靜，是為胡公。」當周夷王時，哀公之同母少弟山，殺胡公而自立，是為獻公。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，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。受譖烹人，則是衰闇之主。夷王上有孝王，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。《周本紀》云：「懿王立，王室遂衰。」自懿王為始，明懿王受譖烹矣。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，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，而言懿王時乎？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。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，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。以王世不長，而齊君壽考，故得一君當三王也。諡法曰：「保民耆艾曰胡。」則知胡公為君歷年久矣。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。世家又云：「獻公卒，子武公壽立。卒，子厲公無忌立。卒，子文公赤立。卒，子成公說立。卒，子莊公購立。卒，子僖公祿父立。卒，太子諸兒立，是為襄公。」此其君世之次也。《詩．雞鳴序》云：「刺哀公荒淫怠慢。」還序云：「刺哀公好田獵。」則皆哀公詩也。《著東方之日》、《東方未明》三篇，皆云刺而不舉號諡，則舉上明下，亦為哀公詩矣。《南山》、《甫田》、《盧令》、《載驅》四篇，皆云刺襄公，則襄公詩也。《敝笱》刺文姜，《猗嗟》刺魯莊公，皆由襄公淫妹而作，亦襄公詩也。故鄭於《左方中》皆以此而知也。自哀公至於襄公，其間有八世皆無詩。孫毓以為：「哀公荒淫留色，怠慢朝政，晏起内朝，羣臣所患，故作雞鳴之歌。蟲飛月光之辭，安能侵夜失節之漏，而當是興乎？如此何怠慢之有也？何憎之戒也？」自哀至襄，其間八世，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。斯不然矣。子夏親承聖旨，齊之君世號諡未亡。若有別責餘君作敘，無容不悉，何得闕其所刺，不斥言乎？夫人留色，雞鳴作歌，刺哀公怠慢，非性然也，人心之動物使之然。夫人不能警戒，切以月光之歌，挈壺氏廢其所掌，責以顛倒之詠，各隨所失作詩刺之，故曰：「不能晨夜，不夙則暮。」昭晢若此，復何所疑？且《衡門》誘僖公愿而無立志，則慤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。而《東門之池》刺其君之淫昏，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？況此前後不同，所失各異，何獨怪之耳。案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：「魯為季札歌齊曰：『美哉！』」此詩皆云刺，彼云美哉者，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，《東方旦明》雖刺無節，尚能促遽自警。詩人懷其舊俗，故有箴規，故季札美其聲，非謂詩内皆是美事。

魏譜

魏者，虞舜、夏禹所都之地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，詩魏國也。晉獻公滅之，封大夫畢萬。皇甫謐云：舜所營都，或云蒲坂，即河東縣是也。禹受禪都平陽或安邑，皆屬河東。五子之歌，怨太康失邦，其歌云：「惟彼陶唐，有此冀方。今失厥道，乃底滅亡。」左傳引其文，服虔云：堯居冀州，虞夏因之不遷，居不易民。其陶唐、虞夏之都，大率相近，不出河東之界。故書責太康亡失。然則魏都河北、蒲坂、故安邑皆偪近之。故云魏者，舜禹所都之地，謂境內有其都耳，魏不居其墟也。

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，析城之西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禹貢云：「壺口、雷首至于太岳，底柱、析城至于王屋。」地理志云：雷首在蒲坂南，析城在濩澤西南，皆在河東界內，是其屬冀州也。

周以封同姓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曰：「虞、虢、焦、滑、霍、楊、韓、魏皆姬姓。」是與周同姓也。魏世家絕，不知所封為誰，故言周以封同姓子。

其封域南枕河曲，北涉汾水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地理志云：魏國姬姓也，在晉之南，河曲。故其詩曰：「彼汾一曲，寘諸河之干兮。」是南枕河曲也。汾沮洳曰：「彼汾沮洳，言采其莫，刺君采其萊於汾。」明其境踰汾矣，故知北涉汾水。

昔舜耕於歷山，陶於河濱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尚書傳文也。彼註云：歷山在河東，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。言陶於河濱，則在河此之濱，蓋以歷山相近，同為魏地，故連言之。皇甫謐云：言陶於河濱，即禹貢所謂陶丘。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。言河濱明近河，不宜在濟陰。謐之言謬耳。

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，於時猶存。及今魏君嗇且褊急，不務廣脩德於民，教以義方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教以義方，隱三年《左傳》石碏辭也。感舜禹之化，則應皆儉約。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，雖遺風尚在，人性不同，不能使貪者皆儉。因葛屨等刺儉者多，又其詩在先，故言儉約之化耳。晉有唐之遺風，詩稱唐國。此有舜禹舊化，其詩不稱虞夏者，晉初唐叔封為唐侯，又能憂深思遠，有堯之遺風，故謂之唐。魏初無虞夏之名，虞夏又非諸侯之國。徒感儉約之化，嗇且褊急，故譜本於舜禹耳，無義言虞夏也。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，時君政異故也。

其與秦晉鄰國，日見侵削，國人憂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魏國西接於秦，北鄰於晉。桓四年《左傳》曰：「秦師圍魏。」是秦數伐之，終為晉所滅，明晉亦侵之。

當周平桓之世，魏之變風始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周自幽王以上，諸侯未敢專征。平桓之後，以強凌弱。今云日見侵削，明是諸侯專恣，故以為平桓之時變風始作。

至春秋魯閔公元年，晉獻公竟滅之，以其地賜大夫畢萬。自爾而後，晉有魏氏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言此者，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，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。魏無世家，而鄭於左方中云：「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，伐檀碩鼠為一君。」知者以上五篇刺儉，下二篇刺貪，其事相反，故分為異君，或父祖，或子孫，不可知。凡案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，魯為季札歌魏曰：「美哉，大而婉，儉而易行，以德輔。」此則為明主也。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，美其有儉約之餘風，而無德以將之，失於大儉，故詩人刺之。

唐譜

唐者，帝堯舊都之地，今曰太原晉陽。是堯始居此，後乃遷河東平陽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序云「有堯之遺風」，則堯都之也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太原晉陽縣，故詩唐國，晉水所出，東入汾。」是漢時為太原晉陽也。《史記·晉世家》云：「唐在河汾之東，方百里。」言百里，則堯為諸侯所居，故云「堯始居此」。《地理志》：「河東郡平陽縣，應劭云堯都也。」則是堯為天子，乃都平陽，故云「後遷河東平陽也」。皇甫謐云：「堯為天子，都平陽。禹受舜禪，都平陽，或於安邑，或於晉陽。」則夏都亦在晉境，故定四年《左傳》云：「命以唐誥，而封於夏墟。」是也。此不言有夏都者，因序云「有堯之遺風」，故指述堯事而已。《論語注》云：「未知六百里者，晉與衛與？」則晉初六百里矣，而《世家》云百里者，言古唐國之大耳，非謂晉初惟方百里也。

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，曰唐侯，南有晉水。至子燮，改為晉侯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昭十五年《左傳》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：「叔父唐叔，成王之母弟也。」《晉世家》云：「成王與叔虞戲，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，曰：『以此封若。』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。成王曰：『吾與之戲耳。』史佚曰：『天子無戲言。言則史書之。』」於是封叔虞於唐。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，地名晉陽是也。南有晉水。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唐有晉水。」叔虞子燮為晉侯。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，蓋時王命使改之也。皇甫謐云：「堯始封於唐，今中山唐縣是也。後徙晉陽，及為天子，都平陽，於詩為唐國，則唐國為平陽也。」《漢書音義》臣瓚案：「唐，今河東永安是也，去晉四百里。」又云：「堯居唐東，於彘十里。」應劭曰：「順帝改彘曰永安。」則瓚以唐國為永安。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，燮何須改為晉侯？明唐正晉陽是也。

其封域在《禹貢》冀州太行、恆山之西，太原、太岳之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，恆山在故縣上曲陽西北。」以太行、恆山皆在河北，故屬冀州。晉之東境迫此二山，故云「之西」。《禹貢》云：「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陽。」鄭注云：「岳陽縣太岳之南。」於《地理志》太原今以為郡名。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，名霍太山。河東、太岳皆晉境所及，故云「太原、太岳之野」。

至曾孫成侯，南徙居曲沃，近平陽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案《晉世家》云：「唐叔生晉侯燮，燮生武侯寧族，族生成侯服人。」《地理志》云：「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。」晉成侯自晉陽徙此，是鄭所據之文也。

昔堯之末，洪水九年，下民其咨，萬國不粒。於時殺禮以救艱厄，其流乃被於今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堯典》云：「帝曰：『咨，四岳！湯湯洪水方割，下民其咨！』」又稱使鯀治水，「九載，績用弗成」。《皋陶謨》云：「禹曰：『洪水滔天，予乘四載，隨山刊木，既稷播奏，庶艱食鮮食，烝民乃粒。』」以禹既治水，萬國乃粒。是未治水之時，萬國不粒也。禮稱凶荒殺禮，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，故儉嗇。其流乃被於今，謂作詩時也。

當周公、召公共和之時，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，儉不中禮，國人閔之，唐之變風始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案《晉世家》云：「成侯生厲侯福，福生靖侯宜臼，臼生僖侯司徒。」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。《世家》又云：「靖侯十七年，厲王出奔于彘，大臣行政。」故云共和。十八年靖侯卒，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。故知當共和之時。

其孫穆侯，又徙於絳云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案《晉世家》云：「僖侯生獻侯籍，籍生穆侯費王。」是也。知徙於絳者，以成侯徙居曲沃，則曲沃為晉都矣。至昭公之時，分曲沃以封桓叔，則正都不在曲沃。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。知穆侯徙者，蓋相傳為然。《地理志》云：「河東絳縣，晉武公自曲沃徙此。」者，以桓叔別封曲沃，武公既并晉國，徙就晉都，故云「自曲沃徙此」耳，非謂武公始都絳也。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。而隱五年《左傳》云：「曲沃莊伯伐翼，翼侯奔隨。」又謂之為翼者，杜預云：「翼，晉舊都，在平陽絳邑縣束。穆侯徙絳，昭侯以下又徙於翼，及武公并晉，又都絳也。」莊二十六年《左傳》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，明是武公徙絳也。《晉世家》云：「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，命曰絳。」案《左傳》云：「晉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，乃城聚而處之。冬，晉侯圍聚，盡殺群公子。」則城聚以處群公子，非晉都也。《世家》言命聚曰絳非也。《世家》又云：「穆侯卒，弟殤叔立，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。仇立，是為文侯，三十五年卒。昭侯立，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，七年為大臣潘父所殺。子孝侯立，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。子鄂侯郤立，六年，當魯隱五年卒。子哀侯光立，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。子小子侯立，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。哀侯弟緡立為晉候，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。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，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，又二年卒。子獻公詭諸立，二十六年卒。」此其君次也。案隱五年《左傳》：「曲沃莊伯伐翼，翼侯奔隨。秋，王命虢公伐曲沃，而立哀侯于翼。」六年傳曰：「翼九宗五正，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，納諸鄂。」晉人謂之鄂侯，則哀侯之立，鄂侯未卒。《世家》言卒非也。其詩則《蟋蟀》刺僖公為僖公詩也；《山有樞》、《掦之水》、《椒聊》、《鴇羽》序言昭公，則昭公詩也；《綢繆》、《杕杜》、《羔裘》在其間，從可知也；《無衣》、《有杕之杜》則皆刺武公，則武公詩也；《葛生》、《采苓》刺獻公，則獻公詩也。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。案鄭詩《出其東門》序云：「公子五爭，五公子爭突最處後。」知《出其東門》為厲公之詩。《鴇羽》序云：「昭公之後，大亂五世，小子侯處五世之末。」《鴇羽》不為小子侯詩者，以昭公肇為亂階，五世不息，君子從役昭公所為，雖復後世始作，而主刺昭公，故序云「昭公之後」，明其刺昭公也。《出其東門》由兵革不息，而男女相棄，民人思保其室家，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。但序本為亂之由，故言「公子五爭」耳。此實晉也，而題之曰唐，故序毎篇言晉。《鴇羽》、《杕杜》既言刺時，於文不可言晉，從上明之可知也。

秦譜

秦者，隴西谷名，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，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，鳥鼠與秦今俱在隴西，故云近鳥鼠之山也。」《爾雅》云：「鳥鼠同穴，其鳥為鵌，其鼠為鼵，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為名。既有鳥鼠之山，又別有同穴之山，禹貢王肅注云：『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。』」

堯時有伯翳者，實臯陶之子，佐禹治水，水土既平，舜命作虞官，掌上下草木鳥獸，賜姓曰嬴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鄭語》：「公嬴伯翳之後。」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嬴伯益之後。」則伯翳、伯益聲轉字異，猶一人也。《地理志》又云：「秦之先曰伯益，助禹治水，為舜虞官，養草木鳥獸，賜姓嬴氏。」《秦本紀》云：「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，孫曰女脩。女脩織玄鳥隕卵，女倕吞之，生子大業。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。女華生太費。太費與禹平水土，又佐舜調馴鳥獸，鳥獸多馴服，是為伯翳。舜賜姓嬴氏。」是治水賜姓之事也。如本紀之言，則益又名太費，太費之父名大業。《列女傳》曰：「臯子生五歲而佐禹。」曹大家注云：「臯子，臯陶之子，伯益也。」然則臯陶、大業一人也。且秦是伯益之後，而《中候苗興》云：「臯陶之苗為秦。」秦出伯益，明是臯陶之子也。先言伯翳，然後上本臯陶者，以舜賜伯翳為嬴姓，不賜臯陶，秦為嬴姓始自伯翳，故以伯翳為首也。《虞書》稱舜曰：「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，僉曰益哉！帝曰：『俞，益汝作朕虞。』」是舜命作虞官也。

歷夏商興衰，亦世有人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本紀》又云：「太費生子二人：一曰太廉，實鳥谷氏；二曰若木，實費氏。其玄孫曰費昌。子孫或在中國，或在夷狄。費昌當夏桀之時，去夏歸商，為湯御以敗桀。大廉玄孫曰孟戲、中衍，帝大戊使為御而妻之。自大戊以下，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，故嬴姓多顯，遂為諸侯。其玄孫曰中潏，在西戎保西垂，生蜚廉。蜚廉生惡來。惡來有力，蜚廉善走，父子俱以材力事封。」是世有人焉。

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。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，子孫不絕，故封非子為附庸，邑之於秦谷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本紀》又云：「惡來有子曰女妨。女妨生旁臯。旁臯生大几。大几生大雒。大雒生非子。非子居犬丘，好馬及畜，善養息之。大丘人言之周孝王。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，馬大蕃息。孝王欲以為大雒適嗣。申侯之女為大雒之妻，生子成為適。於是孝王曰：『昔伯翳為舜主畜，畜多息，故有土。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。朕其分土為附庸，邑之秦，使復續嬴氏祀，號曰秦嬴。』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雒適者。」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。言將以非子為大雒之嗣，則從中潏以來，世保西垂，常有國土。非子分其國地，別為附庸也。《本紀》直云：「伯翳為舜主畜。」不云能知禽獸之言。《地理志》稱孝王云：「昔伯益知禽獸。」是知其言語也。僖二十九年《左傳》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，賈逵云：「伯益曉是術。」蔡雍云：「伯翳綜聲於語鳥，葛盧辨音於鳴牛。」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。

至曾孫秦仲，宣王又命作大夫，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，國人美之，秦之變風始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本紀》又云：「秦嬴生秦侯，立十年卒。生公伯，立三年卒。生秦仲。」是仲為非子曾孫也。又云：「秦仲立三年，周厲王無道，西戎滅大丘、大雒之族。周宣王即位，乃以秦仲為大夫，誅西戎。」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。《王制》云：「子男五十里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，曰附庸。」《周禮》：「男國百里。」則附庸又無百里矣。邾、滕、紀、莒之等，以其國小，蔑而不錄其詩。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，《鄭語》云：「桓公問於史伯曰：『姜、嬴其孰興？』對曰：『國大而有德者近興。秦仲、齊侯姜、嬴之雋也。且大，其將興乎！』」言秦仲國大將興，是其土地廣寬，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、莒。詩者緣政而作，故附庸而得有詩也。且秦於襄公之後，國大而錄其詩，因秦仲先已有詩，故並錄之耳。案年表，秦仲以宣王六年卒。計桓公問史伯之時，乃在幽王九年。所以仍言秦仲者，秦仲之後遂為大國，以秦仲有德，故繫而言之。秦仲以字配國者，附庸未得爵命，無諡可稱。《春秋》附庸君例稱名，褒之則書字。秦仲又作宣王大夫，史策之文正當書字，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。

秦仲之孫襄公，平王之初，興兵討西戎以救周。平王東遷王城，乃以岐豐之地賜之，始列為諸侯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本紀》稱：「秦仲生莊公，莊公生襄公。」又云：「犬戎殺幽王，襄公將兵救周，戰甚有功。周避戎難，東徙洛邑，襄公以兵送周平王。平王封襄公為諸侯，賜之岐山以西之地。封爵之。襄公於是始國，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。」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。襄公始為諸侯，莊公已稱公者，蓋追諡之也。

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地理志》：「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，東西長而南北短。短長相覆為千里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，其地東西橫長，西都方八百里也。」《本紀》云：「賜襄公岐以西之地。襄公生文公，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，有之地至岐。岐以東獻之周。」如本紀之言，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。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，則是全得西畿。言與本紀異者，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。《大夫之戒》襄公已引終南為喻，則襄公亦得岐東，非唯自岐以西也。即如本紀之言，文公收周餘民，又獻岐東於周，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。而《春秋》之時，秦境東至於河。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，復是何世得之也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，本紀之言不可信也。

其封域東至迆山，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迆，謂靡迆境界廣被之意。於禹貢無迆山，鄭據時山之名，案秦境所及而言之。《禹貢．雍州》云：「荊岐既旅，終南惇物。」則此山皆屬雍州，秦居其傍，故云之野也。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，以秦居隴西，東拓土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，不須復言其西，故直言東至而已。鄭既云變風作，而又言此者，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，與秦仲時異，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。

至玄孫德公，又徙於雍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案《本紀》：「襄公生文公。文公生靖公。靖公生寧公。寧公生武公。武公卒，立其弟德公。」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。《本紀》又言：「秦仲自中潏已後世保西垂。至大雒生非子，非子別居於犬丘。厲王時，西戎滅大雒之族。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，并得大雒之地，為西垂大夫。文公元年，居西垂宮。三年冬，獵至汧渭之會，曰：『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，後卒為諸侯。』乃卜居之，占曰吉。即營邑之。寧公二年徙居平陽。德公元年初居雍城。」徐廣云：「犬丘，今槐里縣也。平陽，今郿縣平陽亭是也。雍，今扶風雍縣也。」如本紀之言，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。非子封為附庸，別居槐里。及莊公伐戎，并得大雒之地，即就大雒舊居西垂也。至文公還居非子舊墟，在汧渭之間，即槐里是也。寧公徙平陽，至德公乃徙雍。鄭獨言德公徙雍者，以德公之後常居雍，故特言之。僖十三年《左傳》云：「秦輸粟於晉，自雍及絳。」昭元年《左傳》云：「秦后子享晉侯，自雍及絳。」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。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。何則？穆公者德公之子，於襄公為玄孫之子，非玄孫也。又《中候覬期》注：「秦本在隴西，襄公玄孫德公始徙雍。」是鄭依本紀以為德公徙雍，非穆公也。《本紀》又云：「德公立二年卒。子宣公立十二年卒。弟成公立四年卒。弟穆公任好立三十九年卒。子罃代立，是為康公。」此其君次也。其詩則《車鄰》美秦仲，為秦仲詩也。《駟鐵》《小戎》《蒹葭》《終南》序皆云襄公，是襄公詩也。《黃鳥》刺穆公，是穆公詩也。《晨風》《渭陽》《權輿》序皆云康公，是康公詩也。《無衣》在其中，明亦康公詩矣。故鄭注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。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季札見歌秦曰：「美哉！此之謂夏聲！」服虔云：「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，侍御之臣，戎車四牡，田狩之事。其孫襄公列為秦伯，故有《蒹葭蒼蒼》之歌、《終南》之詩，追錄先人《車鄰》《駟鐵》《小戎》之歌，與諸夏同風，故曰夏聲。」如服之意，以《駟鐵》《小戎》為秦仲之詩，與序正違，其言非也。言夏聲者，杜預云：「秦本在西戎，汧隴之西。秦仲始有車馬禮樂，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，故謂之夏聲耳，不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。」

陳譜

陳者，太皥虙戲氏之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昭十七年《左傳》：「梓慎曰：『陳者，太皥之墟也。』」《漢書‧地理志》云：「淮陽，古陳國，舜後胡公所封也。太皥又號虙戲，故連言之。虙戲即伏羲，字異音義同也。」

帝舜之胄，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，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，封其子媯滿於陳，都於宛丘之側，是曰陳胡公，以備三恪，妻以元女大姬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襄二十五年《左傳》稱子產曰：「昔虞閼父為周陶正，以服事我先王。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，庸以元女大姫配胡公，而封諸陳，以備三恪。」是鄭所據之文也。傳言為周陶正，知武王者《樂記》云：「武王克殷，未及下車，封帝舜之後於陳。」則胡公是武王封之。大姫又武王之女，故知是武王也。《世家》云：「陳胡公滿者，虞舜之後也。昔舜為庶人，居於媯汭，其後因姓媯氏。舜既傳禹天下，舜子商均為封國，夏后氏之時，或失或續。至周武王克殷，乃復求舜後，得滿封之於陳，以奉舜祀。是為胡公。」是胡公姓媯名滿也。昭八年《左傳》史趙云：「胡公不淫，故周賜之姓，使祀虞帝。」則胡公姓媯，武王所賜。《陳世家》以為胡公之前已姓媯者非也。哀元年《左傳》稱：「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，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。」虞思在胡公之前，仍為姚姓，明是胡公始姓媯耳。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，而知是其子者，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為號，不為陳也。以元女大姫配胡公，不言配閼父，明胡公非閼父也。故杜預亦云：「胡公閼父之子，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，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。」恪者敬也。王者敬先代，封其後。鄭駁異義云：「三恪尊於諸侯，卑於二王之後。」則杞、宋以外，別有三恪，謂黃帝、堯、舜之後也。惟杜預云：「周封夏、殷二王後，又封舜後，謂之恪。并二王之後為三國，其禮轉降，示敬而已。」故三恪以為陳與杞、宋共為三案。《樂記》云：「武王未及下車，刲黃帝之後於薊，封帝堯之後於祝，封帝舜之後於陳。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，封殷之後於宋。」明陳與薊、祝共為三恪，杞、宋別為二王之後矣。

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，其地廣平，無名山大澤。西望外方，東不及明（音孟）豬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‧豫州》云：「導菏澤，被盟豬。」又曰：「熊耳、外方，至于陪尾。」注云：「屬豫州。」然則外方、明豬皆豫州之地。案《地理志》：「外方即嵩高山也。明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。」檢鄭居檜地，在外方屬鄭；宋都睢陽，在明豬西南，明豬屬宋也。故檜譜云：「在豫州外方之北。」商譜稱：「宋西及豫州明豬之野。」是陳境不及外方、明豬，故無名山大澤。明豬猶屬豫州，陳在明豬之西，則是豫州境內。明豬《尚書》作盟豬，即《左傳》稱孟諸之麋。《爾雅》云：「宋有孟諸。」是也。但聲訛字變耳。

大姬無子，好巫覡，禱祈鬼神歌舞之樂，民俗化而為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周武王封媯滿于陳，是為胡公，妻以元女大姫。婦人尊貴，好祭祀用巫，故其俗好巫鬼者也。」詩稱：「擊鼔於宛丘之上，婆娑於枌栩之下。」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。志又云：「婦人尊貴，好祭祀。」不言無子。鄭知無子者，以其好巫好祭，明為無子禱求，故言無子。若大姬無子，而《左傳》子產云：「我周之自出。」杜預曰：「陳周之出者，蓋大姬於後生子，以禱而得子，故彌信巫覡也。」《楚語》云：「在女曰巫，在男曰覡。」巫是總名，故《漢書》唯言好巫。

五世至幽公，當厲王時政衰，大夫淫荒，所為無度，國人傷而刺之，陳之變風作矣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世家》云：「胡公卒，子申公犀侯立。卒，弟桓公臯羊立。卒，申公子突立，是為孝公。卒，子慎公圉戌立。卒，子幽公寧立。」除桓公一，及餘父子相生為五世也。《世家》又云：「幽公十二年，周厲王奔于彘。」是當周厲王時也。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，是政衰也。東門之枌云：「子仲之子，婆娑其下。」傳曰：「子仲，陳大夫氏。」是大夫淫荒也。此二篇皆刺幽公，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。《世家》又云：「幽公卒，子僖公孝立。卒，子武公靈立。卒，子夷公說立。卒，弟平公彘立。卒，子文公圉立。卒，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。卒，弟佗。其母蔡女，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，是為厲公。厲公娶蔡女，數如蔡淫七年。太子免之三弟：長者名躍，中曰林，少曰杵臼，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，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，是為利公。利公者，桓公子也。利公立五月卒，立中弟林，是為莊公。七年卒，立少弟杵臼，是為宣公。四十五年卒，子欵立，是為穆公。十六年卒，子共公朔立。十八年卒，子靈公平國立。」此世家所言君次也。案《春秋》：「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，陳侯鮑卒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再赴也。」於是陳亂，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，則是佗自殺免，非蔡人為佗殺免也。桓六年經云：「蔡人殺陳佗。」莊二十二年傳曰：「陳厲公蔡出也，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。」經云：「蔡人殺陳佗。」傳言：「蔡人殺五父。」則五父與佗一人，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。六年殺佗，十二年陳侯躍卒，則厲公即是躍。躍即為厲公，則無復利公矣。馬遷即誤以佗為厲公，又妄稱躍為利公。檢《春秋》世次，不得有利公也。遷蓋見《公羊傳》云：「陳佗淫於蔡人，蔡人殺之。」因傅會為說云：「誘以好女而殺之。」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。《世家》言佗死而躍立，五月而卒。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。而《春秋》之經，躍卒在桓十二年，距佗之死非徒五月，皆《史記》之謬也。其詩《宛丘》、《東門之枌》序云：「幽公為幽公詩矣。」《衡門》云：「誘僖公。」《東門之池》、《東門之楊》從上明之亦僖公詩也。《墓門》刺陳佗，陳佗詩也。《防有鵲巢》云：「宣公月出。」亦從上明之，亦為宣公詩也。《株林》、《澤陂》序云：「靈公為靈公詩也。」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。

檜譜

檜者，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昭十七年《左傳》梓慎云：「鄭，祝融之墟也。鄭滅檜而處之，故知檜是祝融之墟。」《楚世家》云：「高陽生稱，稱生卷章，卷章生重黎，為高辛氏之火正，能光融天下，帝嚳命曰祝融，為高辛火正也。」若然，《楚語》稱：「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」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。言高辛者，以重黎是顓頊命之，歷及高辛仍為此職，故二文不同也。黎實祝融，重為南正，而《楚世家》同以重黎為祝融，馬遷謬也。《尚書鄭志》答趙商云：「火當為北。」則黎為北正也。韋昭亦以火當為北，北陰位，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，則火官之號，若天地之官，據陰陽之位，對南正為文，則為北正，是黎一人居二官也。鄭順外傳之文，故云火正耳。

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，滎波之南，居溱洧之間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》云：「熊耳外方。」注云：「屬豫州。檜即鄭地，外方在鄭之南界，故檜居其北也。」《禹貢豫州》云：「滎波既豬。」注云：「沇水溢出所為澤也。今塞為平地，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，在汴縣東。滎澤、滎波一澤名也。」滎澤近在河側，檜國遠在河南。杜預云：「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。」是在滎陽之南也。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，是檜居溱洧之間。

祝融氏名黎，其後八姓，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鄭語》云：「祝融其後八姓，己姓：昆吾、蘇、顧、溫、莒也；董姓：鬷夷、豢龍也；彭姓：彭祖、豕韋、諸稽也；禿姓：舟人也；妘姓：鄢、檜、路、偪陽也；曹姓：鄒、莒也；斟姓：無後也。通楚為芊姓。」是八姓也。姓雖同出祝融，皆不處其墟，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。以姓妘之中又有鄢、路、偪陽，故指檜以別之。《楚世家》云：「共工氏作亂，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，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，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，復居火正，為祝融。」吳回生陸終，陸終生子六人，四曰會人，案《世本》會人即檜之祖也。故韋昭、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。求言「後」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。《鄭語》云以八姓為黎後者，以吳回繫黎之後，復居黎職，故本之黎也。且黎有大功，後世當興，故史伯據黎言耳。《楚世家》言以吳回為重黎，似是官號，而云名黎者，昭二十九年《左傳》云：「少皞氏有子曰重，顓頊氏有子曰黎。」重、黎皆是其名，而史記以重黎為一人，又言以吳回為重黎，皆是謬耳。鄭以檜是祝融之後，復居祝融之墟，故其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。

周夷王、厲王之時，檜公不務政事，而好絜衣服，大夫去之，於是檜之變風始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案《鄭語》，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、檜，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，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。史伯云：「檜仲恃險。」則仲是檜君之字，檜之世家既絕，作序者不言檜仲。則羔裘之作，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。幽王上有宣王，宣王任賢使能，周室中興，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。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。宣王之前有夷、厲二王，是衰亂之王，考其時事，理得相當，故為周王夷、厲之時。檜無世家，詩止四篇，事頗相類，或在一君時作，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。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魯為季札歌詩云：「自檜以下無譏焉。」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，以其國小故也。季札不譏，風俗無以言焉，故鄭不言檜之風俗。

其國北鄰於虢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地理志》河南滎陽縣，應劭云：「故虢國也。」然則虢在滎陽，檜在密縣北，是其國北鄰於虢也。《地理志》河南有成皋縣，故虎牢也。一曰制，隱元年《左傳》曰：「制，巖邑也。」虢叔死焉。然則虢國當在成皋，而又以滎陽為虢國者，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，在虢之境內，故恃之耳，不言其都在制也。譜於諸國皆不言北鄰，此獨言北鄰於虢者，以鄭滅虢、檜而處之，先譜檜而接說鄭，故特著此句為史伯之言張本也。此與檜鄰者謂東虢耳，猶自別於西虢。杜預云：「西虢在弘農陝縣東南，東虢今滎陽。」其東虢鄭武公滅之，西虢則晉獻公滅之。

曹譜

曹者，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禹貢云「濟、河惟兗州」。王肅云「東南據濟，西北距河」。不言距濟而云據者，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。禹貢又云「導沇水，東流為濟，入于河，溢為滎，東出于陶丘北」。漢書地理志云「濟隂定陶縣，故曹國，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」。禹貢陶丘在西南，陶丘亭是也。言丘在曹之西南，則曹在丘之東北。止言北者，舉其大望所在耳。雖在濟南，猶屬兗州，故言兗州地名也。

周武王既定天下，封弟叔振鐸於曹，今日濟隂定陶是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曹世家云「曹叔振鐸者，周武王母弟也。武王克殷，封叔振鐸於曹」。地理志云「濟隂定陶，詩風曹國」。是鄭所引之文也。曹都雖在濟隂，其地則踰濟北。春秋僖三十一年「取濟西田」，左傳曰「取濟西田，分曹地也」。案禹貢，濟自陶丘之北，又東至于菏，又東北會于汶。曹在汶南濟東。據魯而言是濟西，是曹地在濟北也。

其封域在雷夏、菏澤之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禹貢兗州云「雷夏既澤」，又云「導菏澤，被孟豬」。案地理志，雷夏澤在濟隂成陽縣西北，菏澤在濟隂定陶縣東。二澤同屬濟隂，濟隂曹都所在，是曹之封或在二澤。

昔堯嘗遊成陽，死而葬焉；舜漁於雷澤，民俗始化。其遺風重厚，多君子，務稼穡，薄衣食，以致畜積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皆地理志文。志又云「濟陽成陽縣有堯冢」。既有堯冢，是死而葬焉。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，故民俗化而效之。其遺風多君子也。將言後世驕侈，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。

夾於魯衛之間，又寡於患難。末時富而無敎，乃更驕侈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魯在其東南，衛在其西北。魯衛雖大於曹，非如齊秦晉楚自専征伐。畏懼霸主，不敢侵曹。自此所以寡於患難。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，無復重厚之風也。蜉蝣序云「刺奢也，昭公無法以自守，好奢面任小人」。是富而無敎，驕侈之事也。言末時者，正謂周王惠、襄之間作詩之時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，舉魯衛以協句，略餘國而不言也。

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，宋亦不數伐曹，故得寡於患難。十一世當周恵王時，政衰，昭公好奢而任小人，曹之變風始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曹世家云「叔振鐸卒，子太伯脾立。卒，子仲君平立。卒，子官伯侯立。卒，子孝伯雲立。卒，子夷伯喜立。弟幽伯强立九年，弟蘇殺幽伯代立，是為戴伯。三十年卒，子惠伯兕立。三十六年卒，子碩甫立。其弟武攻之代立，是為繆公。三年卒，子桓公終生立。五十五年卒，子莊公射姑立。三十一年卒，子釐公夷立。九年卒，子昭公班立。九年卒，子共公襄立」。此其君次也。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。以碩甫不成為君，幽伯、戴伯二人又不數。叔振鐸始封之君，故十一世。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，僖七年卒。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，僖八年崩。是當周惠王時也。其詩蜉蝣序云「昭公」，昭公詩也。𠋫人下泉序云「共公」，鳲鳩在其間亦共公詩也。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。

豳譜

公劉者，后稷之曾孫也。豳者，自邰而出，所徙戎狄之地名，今屬右扶風栒邑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周本紀云：「后稷卒，子不窋立；卒，子鞠陶立；卒，子公劉立。」是公劉為后稷之曾孫也。《生民》云：「即有邰家室。」本紀云：「舜封后稷于邰。」公劉因封不改，故知公劉自邰而出也。公劉之篇說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，經云：「度其夕陽，豳居允荒。」本紀稱公劉在戎狄間，知豳是戎狄之地名也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，詩公劉所邑。」是漢時屬扶風郇邑也。言自邰而出者，杜預云：「豳在新平漆縣東北，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。」邰近而豳遠，從內出外，故言出。

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，竄於此地，猶修后稷之業，勤恤愛民，民咸歸之而國成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國語》云：「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，及夏之衰，棄稷弗務。我先王不窋，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。」韋昭云：「豳西近戎，北近狄。」《周本紀》亦云：「不窋奔戎狄之間。」此云公劉竄於此地者，案此《公劉》之篇，說公劉遷豳事皆詳悉，自邰徙豳必從公劉始矣。蓋不窋之時已竄豳地，尚往來邰國，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遷之也。本紀云：「公劉卒，子慶節立國於豳。」是也。定國於豳，自公劉始也。韋昭注《國語》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，公劉乃不窋之孫，不應亦當太康之世，而此云公劉以太康時失官守者，《周語》止云「夏之衰」也不言始衰之主。《書序》云：「太康失邦。」則夏后之衰自太康為始，故繫太康言之。其實公劉適豳不當太康之世，鄭據外傳之文，取不窋之事以為說耳。本紀云：「公劉雖在戎狄間，復修后稷之業，民賴其慶，百姓懷之，周道之興自此始也。」又《公劉》之篇，其述公劉居豳愛民之事，是民歸之而成國也。

其封域在《禹貢》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·雍州》云：「荊岐既旅，原隰底績。」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。太王始入居岐之陽，明豳在岐山之北。《公劉》之篇說公劉居豳，度其原隰以治田，是豳居原隰之野。

至商之末世，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，民又歸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詩《綿》傳及《書傳略說》皆有其事。

公劉之出，太王之入，雖有其異，由有事難之故，皆能守后稷之教，不失其德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本紀云：「公劉後修后稷之業，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。」是皆能守后稷之教，不失其德也。《旱麓》序云：「周之先祖，世修后稷公劉之業。」而鄭獨言公劉太王者，以周公之作《七月》，主意於此二人，故特言之。

成王之時，周公避流言之難，出居東都二年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金縢》云：「武王既喪，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，曰：公將不利於孺子。周公乃告二公曰：我之弗辟，無以告我先王。」周公居東二年，則罪人斯得。是周公避流言之難，出居東都二年也。《金縢》惟云「居東」，不言東都。周公避居，固當不出畿內，自然在東都。於時實未為都，而云都據後營洛而言之耳。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，言二年順《金縢》之成文。

思公劉、太王居豳之職，憂念民事，至苦之功，以比序己志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釋作《七月》之意也。以公劉遭夏人之亂，太王有戎狄之難，或出或入。其居豳之時，教民以蠶農為務，使衣食充足，憂念民事，有至苦之功。由其積德愛民，子孫卒成王業。周公既出居東都，恐王業毀壞，亦憂念民事，庶成周道。其意與公劉太王之志同，不得自言己身憂國之心矣，無以發明己志，故作《七月》之詩，仰陳公劉、太王以比己身，序己志。知周公之作《七月》，其意必如此者，以序云「周公遭變，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」。言遭變是遭流言乃作也。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季札見歌豳曰：「美哉樂而不淫，其周公之東乎！」明在東都作之也。《七月》之詩非刺成王，非美成王，無故說先公之風化，陳王業之艱難，則是思念先公，用以比序己志也。本詩周公所作，太師題之曰「豳」，明其然矣。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，知唯念公劉、太王者，以公劉初居豳之主，太王終去豳之君，俱是先公之後，皆有事難之故。周公身遭事難，追念處豳先君，明是念其後者。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者。然太王既遭事難，能守后稷之教，乃在居岐之後。周公思居豳之事，知其亦念太王者。《綿》篇說太王之德云：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。」言居豳之時，得民之意，民戀其德，故與俱遷。明知思念豳事，其意亦及太王也。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，此句說其作詩之意，欲明《七月》之作在此二年之中。因尚書有二年之文，故言之耳，非謂居東二年始作《七月》也。何則序云「周公遭變即作」，不應坐度二年方始為詩。《七月》之作，當是初出之年也。

後成王迎而反之，攝政致太平，其出入也，一德不回，純似於公劉、太王之所為。太師大述其志，主意於豳公之事故，別其詩，以為豳國變風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金縢》云：「惟朕小子，其新逆。」是成王迎而反之，代成王治國政而致太平。其出居東都也，其入攝王室也，常守專一之德，不有回邪，純似公劉、太王之所為也。周公作詩之時，自有此二人之意，及其終得攝王政，其事又純似之。此詩用於樂官，當立題目。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，以此《七月》之詩主意於豳公之故，故別其詩，不合在周之風雅，而以為豳國之變風焉。此乃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，周公陳之，欲以比序己志，不美王業之本，不得入周、召之正風也。又非刺美成王，不得入成王之正雅。周公王朝卿士，不得專名一國，進退既無所繫，因其上陳豳公，故為豳之變風。若所陳本非豳事，無由得繫於豳。周公事若不似於理，亦不可繫。此詩追述豳公事又相似，故繫之為宜也。《春官·籥章》云：「吹籥以歌豳詩。」則周制之前已繫豳矣。謂之變者，以其變風變雅，各述時之善惡。《七月》陳豳公之政，《東山》以下主述周公之德，正是變詩美者，故亦為之變風。《公劉》亦陳豳事，不繫豳者，召康公陳公劉以戒成王，猶召穆公陳文王以傷大壞，主者意為雅，不得列為風也。《鴟鴞》以下不陳豳事亦繫豳者，以《七月》是周公之事，既為豳風，《鴟鴞》以下亦是周公之事，尊周公使專一國，故並為豳風。故鄭志張逸問：「豳《七月》專詠周公之德，宜在雅，今在風何？」答曰：「以周公專為一國，上冠先公之業，亦為優矣。所以在風，下次於雅前。」在於雅分，周公不得專之。逸言詠周公之德也，據《鴟鴞》以下發問也。鄭言「上冠先公之業」，謂以《七月》冠諸篇也。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，考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，是於周公為優矣。次之風後雅前者，言周公德高於諸侯，事同於王政，處諸國之後，不與諸國為倫，次之小雅之前，言其近堪為雅，使周公專有此善也。此豳詩七篇，《七月》、《鴟鴞》是出居時作，其餘多在入攝政後。鄭以為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，成王年十三也。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，成王年十四也。迎周公反而居攝，成王年十五也。七年致政，成王年二十一也。彼《金縢》注云：「文王十五生武王，九十七而終，終時武王八十三矣。於文王受命為七年，後六年伐紂，後二年有疾，疾瘳後二年崩，崩時年九十三矣。」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，五年秋反而居攝，四年作《康誥》，五年作《召誥》，七年作《洛誥》。伐紂至此十六年也。作《康誥》時成王年十八，《洛誥》時年二十一也。即政時年二十二也。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。是鄭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知然者。案《大戴禮·文王世子篇》云：「文王十三生伯邑考，十五生武王。」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十四歲。《文王世子》云：「文王九十七而終，武王九十三而終。」武王既少文王十四歲，文王九十七而崩，則知武王於時年八十三也。《書傳》云：「文王受命七年而崩。」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。《尚書序》云：「十有三年武王伐殷，作《泰誓》。」案經《泰誓上》篇說武王觀兵時事，是受命十一年。《泰誓下》篇云：「還歸二年而後伐紂。」是伐紂之時受命十三年也。文王崩至十三年始伐紂，是崩後六年也。《金縢》云：「武王既克商，二年王有疾弗豫。」是伐紂後二年有疾。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，至此則九十一也。武王九十三而崩，故知瘳後二年崩也。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，禮「君薨，百官總已而聽政於冢宰三年定」。四年《左傳》云：「周公為太宰，以佐王室。」周公既為太宰，武王初崩，總攝王政，自是常事。管、蔡不應流言，成王不應致疑。明是三年喪卑周公，不授王政，故流言耳。案《周書》武王以十二月崩，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期而練，二年十二月祥而祭，除。崩後三年管、蔡乃流言也。《金縢》云：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，周公乃告二公曰：我之不辟，無以告我先王。」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，是武王崩後三年也。《金縢》又云：「周公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。」注云：「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。周公出，皆奔。」二年盡為成王所得。言三年者，並數出年，是崩後四年也。又曰：「於後公乃為詩。」注云：「於二年後也。」上既言二年，又別言於後，明是二年之後也。又曰：「秋大熟，未獲。」注云：「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，明年秋也。」此秋文承「於後」之下，於後既是二年之後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。謂居東二年，武王崩後五年也。《金縢》云：「秋大熟，未穫」之下，即云：「惟朕小子，其新迎。」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。周公將攝出避流言，今成王自新迎之，明其反即居攝。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攝政之元年。《書傳》稱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營成周，七年致政成王。言建侯衛是封衛侯。《康誥》論封衛之事，是四年作《康誥》也。《召誥》論營洛邑成周之事，是五年作《召誥》也。《洛誥》論致政成王之事，是七年作《洛誥》也。鄭言作《康誥》時成王年十八，作《洛誥》時二十一。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。所以知者，《書傳略說》云：「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。」孟侯者，於四方諸侯來朝，迎於郊。注云：「孟，迎也。」案《康誥》經云：「王若曰孟侯。」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。《書傳》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，據孟侯之文，知攝政四年成王年十八。又攝政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。逆而推之，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，周公出年年十三，武王崩年年十歲。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始崩，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。由此而驗之，故知成王年十三之時周公初出，居東二年，十四之時罪人斯得，十五年之時反而居攝也。比譜言居東二年，思公劉太王以比序己志，則《七月》之作在出居二年之中，不知其作之在何年，當在《鴟鴞》之前。《鴟鴞》之作則在居東三年。《金縢》云：「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，於後公乃為詩，以貽王，名之曰《鴟鴞》。」既言二年，別言「於後」，既與罪人斯得別年，則上文「居東二年」並初出之年為二年。作詩之時為三年。是周公居東三年，成王十五年之時作《鴟鴞》也。《伐柯》序云：「刺朝廷之不知言。」刺朝廷，則是刺群臣，不刺成王。宜在雷雨大風之後，啟《金縢》之前。知者：若在雷風之前，則王與群臣悉皆未悟，不得獨刺群臣。若啟《金縢》之後，則群臣亦悟，無所復刺。故《伐柯》箋云：「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故，迎周公。而朝廷群臣猶惑於管、蔡之言，不知周公之聖德，疑於成王迎之，是以刺之。」是鄭以《伐柯》為既得雷雨之後，啟《金縢》之前作也。《九罭》序與《伐柯》序同刺朝廷之不知。首章言王欲迎周公，二章以下說迎之事，當在周公既反而作也。《書傳》稱周公居攝一年救亂，二年克殷，三年伐奄。《多方》云：「惟五月丁亥，王來自奄。」注云：「奄國在淮夷之傍。周公居攝之時亦叛，王與周公征之，三年滅之，自此而來歸。」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。《東山》勞歸士之時，經云：「自我不見于今三年。」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，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。既歸乃大夫美之，作《東山》也。若然，周公以秋反而即東征，必是秋冬遣兵。而《東山》經云：「倉庚于飛，熠熠其羽。」箋云：「倉庚仲春而鳴，嫁娶之候也。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，秋冬行而云新合昏者，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。非是六軍之士皆新昏。設令發兵之前一二年為昏，猶是新昏，不必以起兵之月始為昏也。」《破斧》經稱東征，則是征時之事，其作必是《東山》之前，未知定是何年。《狼跋》序云：「美周公也，美不失其聖。」經云：「公孫碩膚。」言周公遜遁去位，避成功也。案《書序》云：「召公為保，周公為師，相成王為左右。」周公致政之後，留為太師，是《狼跋》之作在致政之後也。計此七篇之作，《七月》在先，《鴟鴞》次之。今《鴟鴞》次於《七月》，得其序矣。《伐柯》、《九罭》與《鴟鴞》同年。《東山》之作在《破斧》之後，當於《鴟鴞》之下次《伐柯》、《九罭》、《破斧》、《東山》，然後終以《狼跋》。今皆顛倒不次者，張融以為簡札誤編。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，鄭所不說，未可明言。毛氏之意傳訓不明，唯《鴟鴞》傳曰：「寧亡二子，不可毀我周室。二子謂管、蔡。」以為《鴟鴞》之詩為管、蔡而作。然則毛解《金縢》之文，其意皆異於鄭。《金縢》云：「武王既喪，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，周公乃告二公曰：我之不辟，無以告我先王。」周公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，於後公乃為詩，以貽王，名之曰《鴟鴞》。」毛以《鴟鴞》為管、蔡而作，則罪人斯得為得管、蔡。周公居東為束征也。居東二年既為征伐，則「我之不辟」當訓辟為法，謂以法誅之。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。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攝政為是喪中即攝為在除喪之後，此不明耳。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，或如肅言。王肅《金縢》注云：「文王十五而生武王，九十七而終，時受命九年，武王八十三矣。十三年伐紂，明年有疾，時年八十八矣。九十三而崩，以冬十二月。其明年稱元年，周公攝政，遭流言作《大誥》而東征。二年克殷，殺管、蔡。三年而歸，制禮作樂，出入四年，至六年而成。七年營洛邑，作《康誥》、《召誥》、《洛誥》，致政成王。」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，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，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。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。肅意所以然者，以《家語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。又古文《尚書·武成篇》云：「我文考文王，克成厥勳，誕膺天命，以撫方夏，惟九年，大統未集。」孔安國據此文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。其後劉歆、班固、賈逵皆文同之。肅雖不見古文，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，從先儒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。依《大戴禮》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，故亦同鄭為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。受命九年，武王八十三，故至十三年伐紂，武王八十七也。《金縢》云：「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」，並數伐紂之年與疾年，共為二年，故云伐紂明年有疾，時武王八十八也。《禮記》云：「武王九十三而終。」是為伐紂後六年而崩也。《金縢》云：「武王既喪」，即云「管、蔡流言，周公居束」。則是武王崩之後管、蔡即流言，周公即東征也。又《書序》云：「武王崩，三監及淮夷叛，周公相成王，將黜殷命，作《大誥》。」言武王崩三監叛，明武王崩後即叛，周公即征可知。故以為武王崩之明年稱元年，周公攝政，遭流言作《大誥》而東征也。《金縢》云：「居東二年，罪人斯得。」故知二年而克殷，殺管叔也。《東山》序云：「周公東征三年而歸。」《明堂位》稱：「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，制禮作樂。」故知二年歸，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也。東征實三年，《金縢》言二年者，王肅於彼注云：「或曰：《詩序》三年而歸，此言居東二年，其錯何也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，詩言其歸之年也。」知營洛邑，作《康誥》、《召誥》皆在七年者，以《召誥》說營洛邑之事，《洛誥》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，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。《康誥》經云：「惟三月哉生魄，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。」亦言洛邑之事，明與《召誥》同時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。肅又云：「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，致政時年二十。」所以知者，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，明是二十成人，故致之耳。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，逆而推之，則攝政元年年十四，武王崩年年十三，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，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也。由此而驗之，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。其言周公攝政，管、蔡流言，周公東征之作《七月》也。所以作《七月》者，王肅之意以為周公以公劉、太王能憂念民事，成此王業，今管、蔡流言，將絕王室，故陳豳公之德，言已攝政之意。必是攝政元年作此《七月》。《左傳》季札見歌豳曰：「其周公之東乎！」則至東居乃作也。居東三年，既得管、蔡，乃作《鴟鴞》。三年而歸，大夫美之而作《東山》也。大夫既美周公東歸，喜見天下平定，又追惡四國之破壞禮義，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《破斧》、《伐柯》、《九罭》也。《伐柯》序云：「刺朝廷之不知。」王肅云：「朝廷斥成王也。」肅又云：「或曰：《東山》既歸之詩，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？曰同時之作。《破斧》惡四國而其辭曰：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。猶追而刺之，所以極美周公。」是肅意以《破斧》、《伐柯》、《九罭》作在《東山》之後，故編《東山》於前也。《狼跋》美周公，遠則四國流言，近則成王不知，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。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，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。最在後作，故以為終。此則王肅義耳，未知傳意必然與否。其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，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，五年營成周，及太子十八稱孟侯，此等皆肅所不信。

小大雅譜

小雅、大雅者，周室居西都豐、鎬之時詩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此二雅正有文、武、成變，有厲、宣、幽六王，皆居在鎬、豐之地，故曰豐、鎬之時詩也。知者：《文王有聲》云：「作邑於豐。」是文王居豐也。又曰：「考卜維王，宅是鎬京，維龜正之，武王成之。」是武王居鎬也。太史公曰：「成王卜居洛邑，定九鼎焉，而周復都豐、鎬。」外傳曰：「杜伯射宣王於鎬。」《魚藻》序云：「王居鎬京。」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。《世本》云：「懿王徙於大丘。」《地理志》云：「京兆槐里縣，周曰大丘，懿王都之。」京兆郡故長安縣也。皇甫謐云：「鎬在長安南二十里。」然則大丘與鎬相近，有離宮在焉，懿王暫居之，非遷都也。鄭必須言周室居豐、鎬者，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，知其國土所在。雅亦須顯其號，並知天子所居之處也。《采薇》、《出車》以天子之命命將率，則文王時未稱王也。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，未稱王時則在岐、周矣。而繫之豐者，以其為雅詩者，即述天子之政。文王居豐乃稱王，縱使在岐、周時作，亦繫之於豐也。厲王流於彘，王爵仍存，鎬京尚在，故亦總云豐、鎬焉。雅題不曰「周」者，以雅與國風絕殊，又無異代相涉，故不言周也。

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，有播種之功於民。公劉至于太王、王季、歴，及千載，越異代而别世，載其功業，為天下所歸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案《周本紀》云：「公劉，后稷之曾孫。」太王，公劉九世之孫。后稷在唐、虞之時，公劉當夏太康之時。比至太王、王季、歴，夏、商之世。《漢書·律歷志》云：「夏凡四百四十年，殷凡六百二十九年。」則餘一千矣，故曰「歷千載，越異代也」。言后稷至於太王，則公劉在其間矣。而別言公劉者，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，公劉、太王其中賢俊者，故歷言之。所以追說后稷、公劉、太王者，言周德積基所由也。〉

文王受命，武王遂定天下。盛德之隆，《大雅》之初起自文王，至于《文王有聲》，據盛隆而推原天命，上述祖考之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自《文王》至《文王有聲》凡十篇。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綿》、《棫樸》、《思齊》、《皇矣》、《靈臺》七篇序皆云文王。《旱麓》一篇居中，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。下《武》、《文王有聲》二篇序皆言武王，則武王大雅也。以文、武道同，故鄭連言之。雅有小大二體，而體亦由事而定。故文王以受命為盛大雅，以盛為王，故其篇先盛隆。《文王》言受命作周，《大明》言天復命武王，是盛隆之事故以《文王》為首，《大明》次之也。文王所以得受天命，由祖考之業，故又次《綿》也。言文王之興，本由大王也。文王既因祖業，得四臣之力，即是能官其人，故次《棫樸》也。既言任臣之力，又述受祖之美，故次《旱麓》也。《旱麓》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，非盛事故在《棫樸》之下。既言受祖之業，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為聖，故次《思齊》也。文王既聖，世修其德，天使之代殷，故次《皇矣》。既聖能代殷，德及鳥獸，故次《靈臺》。《綿》與《旱麓》、《皇矣》皆述太王、王季之德，是上述祖考者。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，逆而本之於祖父，取編篇之意，故其餘不盡論也。其武王之詩，下《武》序云：「繼文也。」明以上文王事，下《武》則武王繼之。既能繼其伐功，故次《文王有聲》序云：「繼伐也。」言文王伐崇，武王繼之以伐紂也。案《大明》文王之詩，而經陳武王之事；《文王有聲》武王之詩，而經陳文王之事。其勢正同，而詩主相反者，由作者之意殊也。《文王》經云：「王之藎臣，無念爾祖。」以戒成王也。《大明》云：「篤生武王。」言武王之諡，則二篇成王時作也。《綿》云：「文王蹶厥生。」《思齊》云：「文王之母。」《皇矣》云：「帝謂文王。」三篇皆言文王之諡，則皆文王崩後作之。《棫樸》云：「濟濟辟王。」《靈臺》云：「王在靈沼。」皆言王，則稱王之後作也。唯《旱麓》不言諡，又不言王，或未稱王之前作也。但經無諡者，或當其生存之時，或在其崩後，不可定也。下《武》不言武王之諡，成王時作。《文王有聲》云：「武王烝哉。」言其諡，則其崩後作也。

《小雅》自鹿鳴至于魚麗，先其文所以治內，後其武所以治外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又解小雅此篇之意。《采薇》云：「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玁狁之難。以天子之命命將率，歌《采薇》以遣之，《出車》以勞還，《杕杜》以勤歸。」則《采薇》等篇皆文王之詩，《天保》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。《魚麗》序文、武並言，則《魚麗》武王詩也。鹿鳴至天保六篇，言燕勞群臣朋友，是文事也。《采薇》三篇言命將出征，皆是武事。故《魚麗》序曰文、武。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內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。既以治內為先，君為元首，臣為股肱。君能懇誠以樂下，臣能盡忠以事上，此為政之尤急，故以《鹿鳴》燕群臣嘉賓之事為首也。群臣在國則燕之，使還則勞之，故次《四牡》勞使臣之來也。使臣還則君勞之，去當送之，故次《皇皇者華》言遣使臣也。使臣之聘出即遣之，反乃勞之，則遣先勞後矣。此所以先勞後遣者，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。則已勞而怨，有勞而見知，則雖勞而不怨。其事重，故先之也。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，《四牡》所勞不必是《皇皇者華》所遣之使。二篇之作，又不必一人，故以輕重為先後也。君臣既洽，鄰國又睦，乃可以和燕宗族，故次《常棣》燕兄弟也。兄弟既和，又及朋友，故次《伐木》燕朋友故舊也。君既能燕勞臣下，臣亦歸美以報之，故次《天保》言下報上也。內事既治，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，故次《采薇》遣戍役。遣則欲其同心，還則別其貴賤。先《出車》以勞將率，後《杕杜》以勞還役也。文王之詩既終，武王之事繼之，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，故武王因之，得萬物盛多。所以次《魚麗》也。萬物既多，人得養其父母，故次《南陔》孝子相戒以養也。孝子非徒能養其親，身又清潔，故次《白華》言孝子之潔白也。萬物盛多，人民能孝，則致時和年豐，故次《華黍》歲豐宜黍稷也。《思齊》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。此詩之次先群臣後兄弟者，彼說施法之事，先齊其家，後化於外，自近及遠之義。此即為國之政，固當先國事後族人，故使燕群臣在先也。又《鹿鳴》等三篇皆燕勞臣子，為政之大務，後世常歌之，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。《四牡》傳曰：「文王率諸侯，撫叛國而朝聘於紂，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。」是其事重可法，故樂常歌之。推此則樂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及《大雅》皆歌其首三篇。《書傳》多云「升歌清廟」，是事重為常歌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。此文王小雅，其事多在稱王之前。案《書傳》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，《采薇》為伐昆夷而作，事在受命四年也。《出車》、《杕杜》役還而勞之，《出車》經曰：「春日遲遲，薄言還歸。」在受命五年而反也。則《采薇》三篇事在稱王前矣。《鹿鳴》燕群臣嘉賓，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，明亦未稱王也。《四牡》云：「周道倭遲。」傳曰：「岐、周之道尚在岐、周未遷。」亦是未稱王也。《皇皇者華》君遣使臣，是聘問鄰國也。若稱王之後與諸侯禮異，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，則亦未稱王也。此三篇之事或在《采薇》之前，其作之時節次第不可得而知也。稱王之前作亦可矣。《伐木》云：「陳饋八簋。」為天子制。《天保》云：「禴祠烝嘗於公先王。」追王改祭之禮，定是稱王之後。無文王之諡，或當時即作，或崩後為之，未可定也。檢文、武大雅經，每言文、武之諡，多在武王、成王時作也。小雅唯有稱王後事，曾無言其諡者，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。知不先作為小雅，後作為大雅者，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，詠由歌政而興，體亦因政而異。王政有巨細，詩有大小，不在其作之先後也。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為次，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！且就檢其事，亦不然矣。《綿》有伐昆夷之事，而在大雅。《采薇》亦伐昆夷之事，而在小雅。《綿》云：「虞、芮質厥成。」事在稱王之初。《天保》云：「禴祠烝嘗。」事在稱王之後。《天保》在小雅，《綿》在大雅，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。但作者各有所擬，述大政為大雅之體，述小政為小雅之體。體以政興，名以體定。體既不同，雅有大小，大師審其所述，察其異體，然後分而別之。自王澤竭而詩息，暴秦起而樂亡，去聖久遠，無所傳授，雖彷彿其大校，不可以言宣也。詩次先小雅，此鄭先論大雅者，書見事漸，故先小後大。鄭以大雅述盛隆之故，故先言焉。

此二雅逆順之次，要於極賢聖之情，著天道之助，如此而已矣。疏
【疏】正義曰：由祖考積基之美，致令受命而王。今大雅先陳受命，後述祖考，從下而上是逆也。為政之法，當以近及遠。今小雅先內後外是順也。二雅逆順雖異，其致一也。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，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。公劉、大王、王季是賢也，即《綿》與《旱麓》等詩是也。文王、武王聖也，即述文武詩是也。天道助者，即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之屬是也。

又《大雅》生民及卷阿，《小雅》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，周公、成王之時詩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知大雅自《生民》者，以《生民》序云：「文、武之功起於后稷，故推以配天焉。」明是文、武後人見文、武功之所起，故推以配天也。文、武後人唯周公、成王耳。《孝經》云：「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。」故知《生民》為周公、成王之詩。《生民》既然，至《卷阿》皆是可知。知小雅自《南有嘉魚》者，以《六月》序廣陳小雅之廢。自《華黍》以上皆言缺，由庚以下不言缺，明其詩異主也。《魚麗》之序云文、武。《華黍》言與上同，明以上武王詩。由庚以下周公、成王詩也。《南有嘉魚》云太平，《蓼蕭》云澤及四海，語其時事為周公、成王明矣。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，故不言其號諡焉。由庚既為周公、成王之詩，則《南有嘉魚》至《菁菁者莪》從可知也。故云「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、成王之時詩也」。以周公攝王事，政統於成王，故並舉之也。由庚在嘉魚前矣，不云自由庚者，據見在而言之。鄭所以不數亡者，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。若言自由庚，則不包《南有嘉魚》，故不得言也。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，則《華黍》不得為武王之末，故上說文、武之詩不言至《華黍》也。其此篇如此次者：大雅之次以后稷祖考之先，文、武功之所起，人本於祖，故《生民》為先，言尊祖也。既后稷有功，世篤忠厚，故次《行葦》言忠厚也。既能忠厚，化以及物，令天下醉飽，故次《既醉》言太平也。既得太平，又能久持不失，故次《鳧鷖》言能持盈守成也。《鳧鷖》止言祭神，無持盈之事，而序以承太平之後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，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。是傳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。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。既能持盈不失，事可嘉美，故次《假樂》嘉成王也。既嘉之，又恐其怠慢，故公劉、《洞酌》、《卷阿》戒成王也。召公以成王初蒞政，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，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。既戒以民事，欲其忠信，故次《泂酌》也。既有忠信，須求賢自輔，故次《卷阿》也。詩人之作自有次第，故其卒章曰：「矢詩不多，維以遂歌。」是也。小雅之次以承文、武政平之後，繼體之君調陰陽，育萬物。《由庚》萬物得由其道。《南有嘉魚》樂與賢也。《崇丘》萬物得極其高大也。《南山有臺》樂得賢者。《由儀》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。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，更相互見，明得賢所以養物也。既萬物得宜，又能周及海外，故次《蓼蕭》也。言萬物得所，四海蒙澤，天下無事，可以飲燕諸侯，褒賜有功，故次《湛露》、《彤弓》也。既見因饗燕而賜之，故先燕後賜也。既有功蒙賞，唯才是用，為天下之所歌樂，故次《菁菁者莪》也。其次如此，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。《生民》云：「推后稷配天。」是周公制禮之時，則攝政六年後作也。《行葦》云：「曾孫維主。」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老之事，周公所為。《行葦》言成王為主，則在即政之後也。《既醉》言太平，《鳧鷖》言守成。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，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，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，不可定指其時也。《假樂》嘉成王有顯顯令德，官人安民，則亦即政之後矣。《公劉》、《泂酌》、《卷阿》同是召公之戒。《公劉》云「成王將蒞政」，則或在《行葦》、《假樂》之前也。《既醉》、《鳧鷖》指論太平守成，亦不廢在《生民》之前也。大雅之作既有先後，則小雅亦當然也。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，又無即政之事，其作多在攝政之時，不可定其年月也。襄二十九年《左傳》為吳季札歌小雅，服虔云：「自《鹿鳴》至《菁菁者莪》，道文、武修小政，定大亂，致太平，樂且有儀，是為正小雅。」皇甫謐亦云：「詩人歌武王之德，今小雅自《魚麗》至《菁菁者莪》七篇是也。」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。《左傳》又曰：「為之歌大雅。」服虔云：「陳文王之德、武王之功，自《文王》以下至《鳧鷖》是為正大雅。」則服虔又以《生民》、《行葦》、《既醉》、《鳧鷖》為武王詩也。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，不得有天下太平，澤及四海之事。《蓼蕭》、《既醉》之章皆言太平之事，安得為武王詩乎！即小雅皆武王之詩，《六月》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。《生民》推后稷配天，《行葦》曾孫維主，《書傳》配天皆謂周公之詩，曾孫皆斥成王，不得為武王詩矣。《華黍》、《由庚》本相連比，毛氏分序，置其篇端，使《華黍》就上，由庚退下，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。亡詩六篇，自可聚在一處，何須分之也！服虔之誤，違詩之文，失毛之旨，故鄭所以不然也。

傳曰：「文王基之，武王鑿之，周公內之。」謂其道同，終始相成，比而合之，故大雅十八篇，小雅十六篇為正經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傳以作室為喻也。言周國之興譬如為室，文王始造其基，武王鑿其榱梀，周公內而架之，乃成為室。猶言文王受命，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，周公致太平，制禮作樂以成之。故《中候》曰：「昌受命，發行誅，旦宏道。」是其終始相成，故比合其詩。大雅十八篇，小雅十六篇為正經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，未知此傳在何書也。

其用於樂，國君以小雅，天子以大雅。然而饗賓或上取燕，或下就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詩者樂章。既說二雅為之正經，用言用樂之事。變者雖亦播於樂，或無算之節，所用或隨事類而歌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，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。知國君以小雅，天子以大雅者，以鄉飲酒云：「乃合樂《關雎》、《鵲巢》。」則不言鄉樂。燕禮云：「遂歌鄉樂《周南·關雎》、《召南·鵲巢》。」燕諸侯之禮，謂周南、召南為鄉樂。鄉飲酒大夫之禮，直云「合樂」。大夫稱鄉，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鄉可知，故不云鄉也。由此言之，則知風為鄉樂矣。《左傳》晉為穆叔《文王》、《鹿鳴》別歌之。大雅為一等，小雅為一等。風既定為鄉樂差次之而上，明小雅為諸侯之樂，大雅為天子之樂矣。且鄉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。言賓用敵禮，是平等之事。合己樂而上歌小雅，為用諸侯樂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己樂。而穆叔云：「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。」則兩君亦敵，明歌大雅為用天子樂。故知諸侯以小雅，天子以大雅矣。鄉射之禮云：「乃合樂周南、召南等。」注云：「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者，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。」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，明亦諸侯之正樂也。其經曰：「乃歌《鹿鳴》三終，乃下管《新宮》三終。」亦不笙不間，又不言合，明亦略樂，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樂於是明矣。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。若然小雅之為天子之政，所以諸侯得用之者，以詩本緣政而作。臣無慶賞威刑之政，故不得有詩。而詩為樂章，善惡所以為勸戒，尤美者可以為典法。故雖無詩者，今得進而用之，所以風化天下。故曰：「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」因其節文，使之有等。風為夫婦之道，生民之本，王政所重，欲天下遍化之故風為鄉樂。風本諸侯之詩，鄉人所用，故諸侯進用小雅。諸侯既用小雅，自然天子用大雅矣。故《鄉飲酒燕禮》注云：「鄉樂者風也。小雅為諸侯之樂，大雅頌為天子之樂。」是也。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，此不言頌者，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，以見其差降，故其言不及頌耳。「國君以小雅，天子以大雅。」舉其正所當用者。然而至於饗賓，或上取燕，或下就。天子不純以大雅，諸侯不純以小雅，故下鄭分別說之。

何者？天子饗元侯，歌《肆夏》，合《文王》。諸侯歌《文王》，合《鹿鳴》。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，因自問而釋之，故云「何者」以發端也。知歌合如此者，《左傳》曰：「穆叔如晉，晉侯饗之。金奏《肆夏》之三，不拜。工歌《文王》之三，又不拜。歌《鹿鳴》之三，三拜。」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，對曰：「《肆夏》，天子所以饗元侯也，使臣弗敢與聞。《文王》，兩君相見之樂也，使臣不敢及。《鹿鳴》，君所以嘉寡君也，敢不拜嘉！」又《魯語》曰：「金奏《肆夏》，繁遏渠，天子所以饗元侯也。工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綿》，則兩君相見之樂也。臣以為肄業及之，故不敢拜。今伶簫詠歌及《鹿鳴》之三，君之所以貺使臣，敢不拜貺。」由此三傳論之，天子食元侯歌《肆夏》也。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。《肆夏》頌之族類，頌下唯有大雅，故知於諸侯歌《文王》也。傳文又言《文王》兩君相見之樂，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《文王》，與天子於諸侯同也。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，歌《鹿鳴》合鄉樂，則知歌《文王》者當合《鹿鳴》，歌《肆夏》者當合《文王》也。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。傳言金奏《肆夏》，此云歌者，凡樂之初作，皆擊金奏之。《春官·鐘師》：「以鐘鼓奏九夏。」《論語》云：「始作翕如也。」鄭云：「始作謂金奏。」晉為穆叔發初歌《肆夏》，故云「金奏」也。言金奏者，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。《左傳》曰：「歌鐘二肆。」是歌必以金奏之。言金奏《肆夏》亦歌之。《文王》、《鹿鳴》因上有金奏之文，不須復云金奏，故直云歌。其實《文王》、《鹿鳴》亦金奏，《肆夏》亦工歌，互言之，故知歌《肆夏》也。此歌在堂上，故《郊特牲》曰：「歌者在上，貴人聲也。」其合樂則在堂下，故《儀禮》注云：「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。」明在堂下眾聲也。由在堂下輕，故降升歌一等。元侯者元長也，謂諸侯之長。杜預云：「元侯牧伯也。」牧伯與上公則為大國，故《儀禮》注云：「天子與大國之君燕，升歌頌，合大雅。」以《肆夏》頌之族類，故以頌言之。牧伯為元侯，則其餘侯伯為次國，子男為小國，非元侯也。故總謂之諸侯，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。《儀禮》注云：「兩君相見歌大雅，合小雅。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。」以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。此先陳天子於諸侯，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。彼據傳之正文，先言兩君相見，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，故與此倒也。天子於諸侯總次國小國為一等。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，則亦總次國小國為一等。則次國相於，小國於次國，於小國，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《文王》，合《鹿鳴》也。《仲尼燕居》云：「大饗有四焉，兩君相見，升歌清廟，下管象。」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。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。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，不歌《肆夏》，避天子也。以此明之，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。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。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歌《肆夏》，國君以小雅於鄰國歌《文王》，是饗賓或上取也。

天子、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，皆歌《鹿鳴》，合鄉樂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燕禮者，諸侯燕其群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。經曰：「若與四方之賓燕。」言若以辦異，則以燕己群臣為文，而兼四方之賓也。其禮歌《鹿鳴》，合鄉樂也。諸侯以小雅取燕群臣及聘問之賓，而合鄉樂。天子以大雅取燕群臣及聘問之賓，歌小雅，合鄉樂。是皆為下就也。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《鹿鳴》亦在下就之中矣。若然前云「饗賓或上取」，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《肆夏》，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《文王》者，皆謂饗矣。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，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《肆夏》，諸侯相於歌《文王》，皆為上取。據多言之，故鄭屬上取於饗。其實饗中以兼下就，合《鹿鳴》是也。言「或上取」者，天子於元侯合《文王》，於諸侯歌《文王》，諸侯於鄰國合《鹿鳴》，皆是己樂，非上取，故言或，見其不盡上取也。言「燕或下就」者，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歌《鹿鳴》，是己樂，非下就，故亦言或。案《儀禮》注云：「頌為天子之樂。」則天子自當用頌矣。而謂饗元侯為天子上取者，詩為樂王，者盡用之。但鄭從凡為鄉樂以上差之，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，故不得不以《肆夏》為上取也。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，不可以己所得用則為己樂也。何者？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，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群臣及聘問之賓同，則風、雅、頌皆為諸侯所用矣。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！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。既以等差定之，使天子定用大雅，諸侯定用小雅，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。《儀禮》之注盡論詩為樂章之意，既以風為鄉樂，小雅為諸侯之樂，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，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，欲明雅頌盡為樂章，所以與此異也。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，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、天子之用樂，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，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。燕禮注云：「合鄉樂者，禮輕者逮下。」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，明天子於諸侯合《鹿鳴》者，亦是下就也。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，則知天子於元侯歌《肆夏》亦上取也。若然天子、諸侯皆有上取下就，自由尊用之差。而云「饗或上取，燕或下就」，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，以穆叔曰：「《肆夏》，天子所以饗元侯。」《禮記》曰：「大饗有四焉。」為兩君相見之禮。《儀禮燕禮》是諸侯燕群臣賓客之禮，因此成文。故天子、諸侯於國君皆云饗，於臣皆云燕，所以見尊卑之禮異，臣與國君別其等。此上取以饗為文，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。何者？《周禮·掌客職》曰：「上公三饗三燕。」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。《鹿鳴》天子小雅，而序曰：「燕群臣嘉賓也。」既飲食之箋云：「飲之而有幣酬，即饗所用。」是天子於群臣饗燕皆有也。《左傳》曰：「晉侯使士會平王室，定王饗之。」又曰：「晉士文伯如周，王與文伯燕。」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。《秋官·司儀職》曰：「凡諸公相為賓致饗食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公與晉侯燕於河上。」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。《左傳》曰：「穆叔如晉，晉侯饗之。」《聘禮》曰：「公於賓再饗一燕。」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。《左傳》曰：「季文子如宋，致女復命，公饗之。」《燕禮》燕己之臣子，是諸侯自於群臣饗燕俱有也。國君與臣並有饗燕，而鄭異其文，則尊卑之禮殊，為上取下就之例耳。此因尊卑異其文，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差，不由饗燕為異。此饗燕之文互見耳，則饗燕用樂同也。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《鹿鳴》。晉侯饗穆叔歌《鹿鳴》之三，三拜，是其用樂同文也。故《儀禮》注引穆叔之辭乃云：「然則諸侯相與燕，升歌大雅，合小雅。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，與大國之君燕，升歌頌，合大雅。」所言用樂與此饗同，是天子、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。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為差等，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。鄉飲酒燕禮並注云：「鄉飲酒升歌小雅，禮盛者可以進取。燕合鄉樂，禮輕者可以逮下。」似為禮有輕重，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。彼以燕禮諸侯之禮，鄉飲酒大夫之禮，工歌《鹿鳴》，合鄉樂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，用樂得同之意，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，禮輕可以逮下，所以用樂得同。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，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。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。其舞則燕禮云：「若舞則酌。」是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。又《郊特牲》曰：「大夫之奏《肆夏》，自趙文子始。」注云：「僭諸侯。」明諸侯得奏《肆夏》。故《郊特牲》又曰：「賓入門而奏《肆夏》，示易以敬。」注云：「賓朝聘者也。」又大射燕禮納賓皆云：「及庭奏《肆夏》。」及《周禮》注杜子春云：「賓來奏納夏之等。」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，與升歌合樂別也。

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。禮樂崩壊不可得詳疏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饗燕用樂，皆推禮傳而知，事不詳悉，是其著明質略，其大校見在於書籍也。其餘笙間管舞之詩，無以言焉，由禮樂崩壊，不可得詳審也。故《儀禮注》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：「其笙聞之篇未詳聞。」是也。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《小雅》，其笙間之篇亦《小雅》，此則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，而云未詳聞者，以其雖知同在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，仍不知是何篇，故曰「笙間之篇未得詳聞」也。

大雅民勞、小雅六月之後，皆謂之變雅，羙惡各以其時，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民勞》、《六月》之後，其詩皆王道衰乃作，非制禮所用，故謂之變雅也。其詩兼有美刺，皆當其時。善者美之，惡者刺之，故云「美惡各以其時」也。又以正詩録善事所以垂法後代，變既美惡不純，亦兼采之者，為善則顯之，令自強不息；為惡則刺之，使懲惡而不為。亦足以勸戒，是正經之次，故録之也。《大雅》言《民勞》、《小雅》言《六月》之後，則《大雅》盡《召旻》、《小雅》盡《何草不黄》皆為變也。其中則有厲、宣、幽三王之詩，皆當王號諡，自顯。唯厲王《小雅》諡號不明，故鄭於下别論之。如是則《大雅民勞》至《桑柔》五篇，序皆云厲王通《小雅》十月之交、雨無正、小旻、小宛四篇，皆厲王時詩也。又《大雅雲漢》至《常武》六篇，《小雅》自《六月》盡《無羊》十四篇，序皆言宣王，則宣王詩也。又《大雅瞻卬》、《召旻》二篇，序云幽王，《小雅》自《節南山》下盡《何草不黄》，去《十月之交》等四篇餘四十篇，唯《何人斯》、《大東》、《無將》、《大車》、《小明》、《都人士》、《緜蠻》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，皆幽王詩也。《本紀》曰：「厲王即位三十年，好利，近榮夷公。大夫芮良夫諫，厲王不聽，卒以榮公為卿士，使用事焉。王行暴虐，國人謗王。召公諫曰：『民不堪命。』王怒，得衛巫，使監謗者，以告則殺之。三十四年，王益嚴虐，國人不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告召公曰：『吾能弭謗矣。』召公又諫，不聽。於是國人不敢出言。三年，乃相與叛，襲厲王。厲王出奔于彘。周召二相行政，號曰共和。十四年，厲王崩於彘。」如遷此言，厲王積惡有漸，三十年而甚，三十四年益虐，又三年而出奔，三十七年乃流彘也。《板》曰：「善人載尸。」箋云：「厲王虐而弭謗。」《蕩》箋云：「厲王弭謗，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，則流彘前事也。」《桑柔》芮良夫所作，云「貪人敗類」，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専利事同，三十年後事也。《雨無正》云：「周宗既滅，靡所止戾。」則是流彘之後，此其可驗者也。《楚語》云：「衛武公九十五矣，作《懿》以自警。」韋昭云：「《懿》今《抑》詩，則作在平王之時。」然檢《抑》詩經皆指刺王荒耽，仍未失政，又言「哲人之愚，亦維斯戾」，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。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。《民勞》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。《十月之交》言后黨專權，有權可專，有民可役，則事在流彘前也。《小旻》戒王無淪胥以敗。《小宛》誨王無忝爾所生，皆教王為善以導民，其事亦在流彘前矣。則厲王《小雅雨無正》篇，事在《大雅》之後，其餘不可詳矣。厲王《大雅》事類大同，所次之意，蓋以王者所以牧民，今反勞苦，故先《民勞》。民之所以勞者，由王政反常，綱紀廢缺，故次《板》、《蕩》。王惡甚焉，而《抑》刺王之荒耽，《桑柔》責貪人敗善，皆為惡之次，故又次焉。《小雅十月之交》，以譴自上天，小人專恣，惡莫甚焉，故以為先。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，無所安定，故次《雨無正》也。《小旻》刺王謀之不臧，《小宛》傷天命之將去，論怨差小，故為次焉。《小旻》箋云：「所刺列於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無正》為小，故曰《小旻》。」此鄭解篇次之意也。前檢《小宛》謂事在《雨無正》之先，今而處流彘之後者，以詩之大體，雖事有在先，或作在後。故《大雅文武》之詩多在成王時作，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，追述其美。則刺過譏失之篇，亦後世尚刺其惡。《本紀》又曰：「宣王即位，二相輔之，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。諸侯復歸宗周。三十九年，戰于千畝，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。四十六年，宣王崩。」如遷此言，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，唯敗於千畝為始衰耳。而《小雅》有箴規誨刺，其事有漸矣，則王衰亦有漸矣。皇甫謐云：「三十年伐魯，諸侯從此而不睦。」蓋周衰至此而漸也。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，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之後，王德漸衰，亦容美刺並作，不可以限斷也。其《大雅》六篇、《小雅》自《六月》至《鴻鴈》及《斯干》、《無羊》七篇，皆宣王德盛時作，其事多在初年，以王承衰亂之弊，百事草創，任賢使能，征伐安集，初則當然，亦不可定其年月也。自《庭燎》盡《我行其野》，是王德衰乃作，多在三十九年之後，而三十九年以前，諸侯不睦，各不朝宗，《沔水》之等或亦作也。而三十九年之後，則王政大衰，刺詩為常，故宜多也。《祈父》傳曰：「宣王之末，司馬職廢，羌戎為敗。」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。其詩之次，《大雅》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，故先《雲漢》也。王既憂百姓，天下復平，五嶽生佐，故次《嵩高》也。神生賢哲，王能任用，又錫命之，故次《烝民》、《韓奕》也。既能錫命賢哲，任用其力，可以征討不服，以立武事，故次《江漢》、《常武》也。此則先憂百姓，次用臣，以征伐為後。而《小雅》與之反，以蠻荊玁狁南北交侵，急湏出兵以匡中國，故先《六月》、《采芑》也。雖俱征伐，以《六月》見侵之急，又先《采芑》以夷狄既平，當修車甲，大會諸侯，因蒐狩，故次《車攻》、《吉日》。以田獵征伐之類，故使次焉。以田獵選車徒，會諸侯，又盛於從禽接下，故又使《車攻》先《吉日》。是以《車攻》序曰：「宣王能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復文武之境土，修車馬，備器械，復會諸侯於東都。」言非徒外攘夷狄，又復會諸侯於東都，是序此篇之意也。既言征伐事終，外無兵宼，可以安集萬民，故次《鴻鴈》也。然宣王承衰亂之後，民先逃散，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？明初即安集之，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。詩不以事之先後為次也。宣王中興賢君，末而德衰，衰有其漸，故次《庭燎》，美其能勤，因以箴之。箴之不改，則規正之。規而不變，則教誨之。誨而不從，則刺責之。故次《沔水》、《鶴鳴》、《祈父》也。以為王惡漸大，故責正稍深。此《沔水》、《鶴鳴》其作不必在《祈父》之前，但次之以見其漸耳。王既廢其官，則賢人逃去，故次《白駒》也。賢人既去，則知禮教不行，則室家相棄，故次《黄鳥》、《我行其野》也。宣王中興之君，不能終始皆善，録者雖兼惡以示戒勸，亦貴成人之美，故終以《斯干》、《考室》、《無羊》、《考牧》。若言終始之善，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。《斯干》説造立宫室、寢廟、生男女，明其始時之事。《無羊》類之，當為同時可知。今反在箴刺之下，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。《本紀》又曰：「幽王三年，嬖褒姒，生子伯服。竟廢后及子，而以褒姒為后，伯服為太子。國人皆怨。」故申侯與繒、西夷、犬戎共攻幽王，殺王驪山之下。遷止言竟廢后，去太子，不言廢去之年月。皇甫謐云：「三年，褒人以褒姒自贖，時即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、太子、尹氏及祭公，導王為非。八年，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，逐太子。九年，王廢高明而近讒慝，使虢公専任於外，褒姒固寵於内，王室始騷。」謐言與遷事相終始，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，八年、九年則其極。故《鄭語》云：「九年，王室始騷，十一年而被殺也。」幽王《大雅瞻卬》曰：「哲婦傾城。」褒姒亂政之事也。《召旻》云：「蹙國百里。」王道衰弱之極也。序皆云「大壊」，當在八年之後也。《正月》云：「赫赫宗周，褒姒滅之。」《車牽》序云：「褒姒嫉妬。」《小弁》言太子之放逐。《白華》言申后之廢黜。《魚藻》箋云：「幽王惑於褒姒，萬物失其性。」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、黜申后之事，則多在八年之後也。其餘則無文可明，大局是惡盛之時，八年之後者蓋多矣。《大雅》之次先《瞻卬》後《召旻》者，武王數紂之罪，云「牝鷄之晨，惟家之索」。而《瞻卬》疾婦有長舌，維厲之階，故處先也。王婦言是用，政事荒亂，致朝無賢臣，土境日蹙，故《召旻》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。其《小雅節南山》以下至《何草不黄》，其次篇之義，蓋以類相聚。故《楚茨》、《信南山》、《甫田》、《大田》皆陳古以刺今。其餘次義既無明文，不可臆説。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《大雅》，惡者不純為《小雅》，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，不在於善惡多少也。《關雎序》云：「雅者，正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」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，以正物也。所正之形容有大小，所以為二雅矣。故上以盛隆為《大雅》，政治為《小雅》，是其形容各有區域，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，惡者之中非無别矣。詳觀其歎美，審察其譏刺，《大雅》則宏逺而疏朗，𢎞大體以明責；《小雅》則躁急而局促，多憂傷而怨誹。司馬遷以良史之才，所坐非罪，及其刋述墳典，辭多慷慨。班固曰：「迹其所以自傷悼，小雅巷伯之倫也。夫唯大雅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難矣哉！」又《淮南子》曰：「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。」是古之道，又以二雅為異區也。幽王《小雅》四十四，而《大雅》惟二，自大體者少也。厲王《大雅》有五，而《小雅》惟四，自小體者少，是小大不相由也。推此而論，則二雅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。作者之初自定其體，作既有體，唯逹者識之。則容得有《小雅》無《大雅》，有《大雅》無《小雅》者矣。諸儒以厲王無《小雅》，準此故也。但文武成王正經也，厲宣幽王變雅也。小大之體時俱有作，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大小異區，非徒以意中分也。或説：「變雅美詩，則政大入《大雅》，政小入《小雅》；刺詩，則惡大入《小雅》，惡小入《大雅》。」考之經文，殊無其驗。何則？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正責厲王謀猶回遹，不用善道，其惡固小於《板》云「下民卒癉，善人載尸」；《蕩》云「斂怨以為德，綱紀之大壊也」。《瞻卬》云「亂生婦人，罪罟不收」；《召旻》云「實靖夷我邦，日蹙國百里」。其惡固當大於《鼓鐘》作樂不與德比，《采綠》婦人思夫怨曠也。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，征禦四夷之宼，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，賜一朝覲之韓侯哉？此類多矣，略舉一二，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。

問者曰：「常棣閔管蔡之失道，何故列於文王之詩？」曰：「閔之。閔之者，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，至于被誅。若在成王、周公之詩，則是彰其罪，非閔之。故為隠，推而上之，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鄭自問而釋之也。周公雖内傷管蔡之不睦，而作親兄弟之詩，外若自然，湏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，緣周公此志有隠忍之情。若在成王詩中，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，是彰明其罪，非為閔之。由此故為隱，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，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。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，似本不由於管蔡，然也。周公聖人，大義滅親，言為隱者，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。何者？以管蔡之罪不得不誅，偪於大義而誅之耳。以同氣之親，實懐閔傷，由此而為之隱也。而序云：「閔管蔡之失道」者，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隱，故編次者進而上之。是以隱其事，序者叙其作之所由，不得不言也。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，若《常棣》間之，則上下非類。而文王之詩上有《鹿鳴》燕羣臣，下有《伐木》燕朋友故舊，厠於其間，與之為類，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。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，以為樂歌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，其餘聖人不能也。如此譜説，則鄭定以《常棣》之作在武王既崩，為周公、成王時作。王肅亦以為然，故《魚麗》序下王傳曰：「《常棣》之作，在武王既崩，周公誅管蔡之後，而在文武治内之篇何也？夫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此文武之行也。閔管蔡之失道，陳兄弟之恩義，故内之於文武之正雅，以成燕羣臣、燕兄弟、燕朋友之樂歌焉。」是與鄭同也。鄭志之説則異於此者，答趙商云：「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恊之意，故作詩以感切之。至成王之時，二叔流言作亂，罪乃當誅，悔將何及。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。」趙商據《魚麗》之序而發問，則於時鄭未為譜，故説不定也。言「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」，則意欲從之而未決，後為此譜，則決定其説為成王時也。

又問曰：「小雅之臣，何以獨無刺厲王？」曰：「有焉。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無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之詩是也。漢興之初，師移其第耳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詩皆臣下所作，故云「小雅之臣」也。知漢興始移者，若孔子所移，當顯而示義，不應改詩為幽。此既厲王之詩，録而序焉而處不依次，明為序之後乃移之，故云「漢興之初」也。《十月之交》箋云：「詁訓傳時移其篇第，因改之耳。」則所云師者，即毛公也。自孔子以至漢興，傳詩者衆矣。獨言毛公移之者，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，無緣輒得移改也。毛既作詁訓，刋定先後，事必由之，故獨云毛公也。師所以然者，六月之詩自説多陳《小雅》正經廢缺之事，而下句言：「小雅盡廢，則四夷交侵，中國微矣。」則謂《六月》者，宣王北伐之詩，當承《菁菁者莪》後，故下此四篇，使次《正月》之詩也。〉

亂甚焉。既移文改其目，義順上下，刺幽王亦過矣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言「亂甚」者，謂《正月》幽王之時禍亂甚極，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，故次《正月》之下，以惡相從也。言「刺幽王亦過矣」者，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，又改厲為幽，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。《六月》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，以聖賢垂法，因事寄意。厲王暴虐，傾覆宗周，廢先王之典刑，致四夷之侵削。今宣王起衰亂，討四夷。序者意其然，所以詳其事，若云厲王廢《小雅》之道以致交侵，宣王修《小雅》之道以興中國，見用舎存於政，興廢存於人也。若然，序者示法，其意深矣。毛公必移之者，以宣王征伐四夷，興復《小雅》，而不繼《小雅》正經之後，頗為不次。故移之，見《小雅》廢而更興，中國衰而復盛，亦大儒所以示法也。據此《六月》之序，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，則《六月》自承正經之美，無為陳其廢缺矣。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，是以鄭於《十月之交》箋檢而屬焉。

鹿鳴之什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周禮小司徒職》云：「五人為伍。」五人謂之伍，則十人謂之什也。故《左傳》曰：「以什共車，必克。」然則什伍者，部别聚居之名。《風》及《商》、《魯頌》，以當國為别，詩少可以同卷。而雅、頌篇數既多，不可混併，故分其積篇，毎十為卷，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，卷中之篇皆統焉。言「鹿鳴至魚麗凡十篇，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」者，宛辭言「四牝之篇」等皆《鹿鳴之什》中也。故樂師注云：「徹者歌雍雍在《周頌臣工之什》。」言《雍》篇在《臣工之什》中，是卷首之篇為什長，以統餘篇之目也。《南陔》下箋云：「毛公推改付首，遂通耳，此下非孔子之舊。」則什首之目，孔子所定也。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，明於時有所刋定篇卷之目，是孔子可知。故鄭云「以下非孔子之舊，則以上是孔子舊矣。」知以下非者，以《南陔》等六篇子夏為序，當孔子之時未亡，宜次在什中。今亡詩之下乃云：「有其義而亡其辭。」置之什外，不在數中，明非孔子之舊矣。本《十月之交》等四篇在《六月》之上，則孔子什首《南陔》復為第二，《彤弓》為第三，《鴻鴈》為第四，《節南山》為第五，《北山》為第六，《桑扈》為第七，《都人士》為第八，以下適十篇，通及《大雅》與《頌》皆其舊也。《蕩》及《閔予小子》皆十一篇者，以本取十篇為卷，一篇不足為别首，故附於下卷之末，亦歸餘於終之義。毛公推改什首，《魚藻》十四篇亦同為卷，取法於《大雅》與《頌》也。若然，則《鴻鴈之什》乃仍孔子之舊。言「非」者，以毛公闕其亡者，以見在為數，志在推改，而《鴻鴈》偶與舊合，非毛意故存之也。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，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詁訓篇端之序，毛所分置，十月之交毛所移第，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。言「以下非孔子之舊」，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。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多於今。古者無紙，皆用簡札，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卷，明亦分别可知。既分為卷，固當以十為别，已有之什也。但孔子論詩，省去煩重，更以在者為什，故云「孔子之舊」，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。為此之什者，以其篇數積多，故分毎十為卷。則不滿十者，無之什矣。今《魯頌》四篇，《商頌》五篇，皆不滿十，無之什也。或有者，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。何者？商、魯非周詩，猶《國風》之類，以國為别。假令過十以上，亦不合分，况不滿十篇，明無所用於之什也。

周頌譜

周頌者，周室成功致太平、德洽之詩，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言致太平德治，即成公之事。據天下言之，為太平德洽；據王室言之，為功成治定。王功既成，德流兆庶，下民歌其德澤，即是頌聲作矣。然周自文王受命、武王伐紂，雖屢有豐年，未為德治。及成王嗣立，周公攝政，修文武之德，定武王之烈，干戈既息，嘉瑞畢臻，然後為太平德治也。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：「唐叔得禾，異畝同頴。王命唐叔歸公於東，周公旅天子之命，作嘉禾。」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。書傳曰：「三年踐奄。」多方曰：「惟五月丁亥，王來自奄。」自此之後，無復征伐。昜注云：「行誅之後，致太平，自三年數也。」故四年之封康叔，因欲營洛以觀民心。康誥曰：「周公初基，作新大邑于東國洛，四方民大和㑹。」是德治及民之事也。故書傳曰：「周公將作禮樂，優游之三年不能作。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，恥其行而不見隨。將大作，恐天下莫我知；將小作，恐不能掦父祖功業德澤。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。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，各攻位於其庭。」周公曰：「示之以力役且猶至，況導之以禮樂乎？」然後敢作禮樂。書曰：「作新大邑于東國洛，四方民大和㑹。」此之謂也。如書傳此言，則周公以三年太平，即應作禮樂，但為優游之故，至六年乃作。其禮樂自優游未作，頌聲乃人志所為，制禮之前頌已作矣。故周禮太師教六詩，六曰頌。樂師帥學士歌徹，謂歌雍也。制禮之時，得取頌詩為樂，是制禮之前有頌也。制禮之後民俗益和，明頌聲乃作可知。故總云其作之時，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。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，則成王終世太平，正言即位之初者，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，其詠父祖之功業，述時世之和樂，宏勲盛事已盡之矣，以後無以過此。採者不為後錄，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，故斷之以為限耳，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。故曰：「成康没而頌聲寢。」不廢康王之時仍有其頌，但今詩所無耳。雅不言周頌，言周者，以别商魯也。周蓋孔子所加也。何則？孔子以前六時並列，故太師教六詩，是六詩皆别題也。書序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，當代異其第，則詩本亦當代為别，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。周詩雖六義並列，要先風雅而後頌也。見事相因，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厠之也。商頌自以配樂，當如樂貴者用前，賤者用後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。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。國語曰：「有正考甫者，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，以那為首。」若在周詩之中，則天下所共，不湏獨校於周之大師也。明不與周詩同處矣。商既不雜於周，不湏有所分别，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。孔子論詩雅頌，乃次魯商於下，以示三代之法。故魯譜云：「孔子錄其詩之頌，同之王者。」後商譜云：「孔子錄詩，列之以備三頌。」是商譜者，孔子列之於詩末也。既有商魯，湏題周以别之，故知孔子加周也。

頌之言容，天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無不覆燾，無不持載，此之謂容，於是和樂興焉，頌聲乃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解名之為頌之意。頌之言容，歌成功之容狀也。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堯典文也。左傳季札見舞韶蕭曰：「德至矣哉！大矣哉！如天之無不燾，如地之無不載！」是所據之文也。尚書説堯之德也，左傳説舜之德也。帝王之德，當為優劣。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，聖人示迹不同，所遇異時，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。若乃至誠盡物，前聖後聖，其歸一也。故中庸説孔子之德亦云：「無不覆燾，無不持載。」明聖人之道同也。噫嘻成王既昭假爾。書傳説越裳之譯曰：「久矣，天之無烈風淫雨中𠋫，擿維戒云。」曰：「若稽古，周公旦欽惟皇天，順踐祚即攝七年，鸞凰見，蓂莢生，青龍銜甲，𤣥龜背書。」是周德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之事也。言頌聲者，詩各有聲。故公羊傳曰：「什一而税，頌聲作。」是也。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，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，不係於所歌之主。故周頌三十一篇，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。以其雖詠徃事，顯祖業，昭文德，述武功，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，不為祖父之頌矣。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，顯其父祖之功，所以頌子孫也。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事，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。若然清廟祀文王，執競祀武王，非文王之頌。而那祀成湯，烈祖祀中宗，𤣥鳥祀高宗，即為所祀之王頌者，頌既治平而興。文武雖有盛德，時未太平，不可為頌。成王致太平乃有頌。雖祀文王武王，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。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，皆非文武之頌也。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，本皆太平，明生時自有頌聲。但商書殘闕無以言焉，今死而作頌，故係於所歌之王。因此而談，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，或本不録，故今詩無耳。祖父未太平，而子孫太平，頌聲之興係於子孫，周頌是也。祖父太平，而子孫未太平，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，商頌是也。若父祖子孫俱太平，作頌於子孫之時，論父祖之事者，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。頌者述盛德之容，至美之名。因此復有借其美名，因以指所頌者，駉頌僖公是也。止頌德政之容，無復告神之事。以位在諸侯，不敢輒作。雖非告神，又非風體，故曰：「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。」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，比於商頌體制又異，明三頌之名雖同，其體各别也。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。今檢其作之早晚，前後亦參差不同。案賚序云：「大封於廟也。」箋云：「大封，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。」宣十二年《左傳》：「昔武王克商，而作頌，載戢干戈，載櫜弓矢。又作武，其三曰：敷時繹思，我徂惟求定。其六曰：綏萬邦，屢豐年。」其文在時邁與般。叙武賚桓也，而桓説武王伐紂之事。時邁與般序言廵守。案康王之誥云：「王若曰：庶邦侯甸男衛。」注云：「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，周公居攝六年，制禮班度量，至此積三十年再廵狩，餘六年。侯甸男要服，正朝要服國逺既事遣之；衛服前冬來，以王有疾留之。」如鄭此言，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為年端，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廵狩，是為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廵守也。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。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。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：「嗣王經稱小子。」是成王除喪嗣位，未改喪中之稱，攝政之前事也。有客微子來見祖廟，箋云：「成王既黜殷命，殺武庚，命微子代殷後，既受命來朝，而見命尚書。」叙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，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。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。雝禘太祖以魯禮言之。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，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，年十四禘於羣廟。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，至五年而禘。雝於周禮徹而歌之，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。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，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。而雝箋云：「得天下之懽心以五年之事也。」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，箋云：「告太平者，居攝五年之末。」則亦五年之事也。明堂位曰：「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。」謂在洛邑也。孝經曰：「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」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。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。我將祀文王於明堂，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。昊天有成命，郊祀天地不指年月。而郊祀周公所定。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，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，以事相况，蓋與思文同時也。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，箋云：「二王夏殷也。其後杞也宋也。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，獨來見於祖廟。杞本先封，不當與宋俱。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，則在有客之後也。杞宋異服不應並朝，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，則振鷺亦六年也。」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。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故，箋云：「其始成告之而已。」是也。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。有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，云始作，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。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，所以合而作之。故曰：「既備乃奏，肅雝和鳴。」亦為六年時事也。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，故云：「我客戾止，永觀厥成。」以此考之，若相符合也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，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。而酌箋云：「歸政成王，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，以周公之作禮樂，王為成王，故據成王而言之，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，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。」載見箋云：「諸侯始見君王。」謂見成王也。小毖曰：「予其懲而。」箋云：「我其創艾於往時矣。」皆成王即位之初也。烈文成王即政。檢文王除武王之喪，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。若除喪之時事，宜與閔予同時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，有求賢自退之志。今烈文之篇申勑諸侯卿士以賞罸為己任，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。故服䖍注左傳亦云：「烈文成王初即洛邑，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。」其維清叙皆得為武王之事。但叙云奏者，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為頌，故不可必定也。噫嘻曰：「既昭假爾。」臣工曰：「迄用康年。」豐年曰：「多黍多稌。」載芟曰：「萬億及秭。」良耜曰：「其崇如墉。」潛曰：「潛有多魚。」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，是論太平後事，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。天作祀先王先公，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，以禴祀烝嘗類之，是為時祭。執競祀武王，説武王生時之功。緣衣繹賔尸，説繹祭得禮之宜。推檢無以知其早晚，以祭乃繹，是告神之作，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。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，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。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，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。此云頌聲乃作，則頌自民之歌謡。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。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，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，歌其先人之功事，由不渉於已，故得自為風雅。此篇既有義理，頌亦當有也。武王之事不為頌首，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。雝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。禮記毎云：「升歌清廟。」然則祭宗廟之盛，歌文王之德，莫重於清廟，故為周頌之首。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，武王即因其業，且俱為聖人，令父先於子，故頌以文王為首。其事盛者在先，所以先清廟也。次以維天之命者，言文王德與天同，溢於後世，周公収其道以制法，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。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，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，故又次維清也。道既可法，諸侯當法而行之，故次烈文也。道為諸侯所法，可以祭祀先祖，故次天作也。人本於祖，進以配天，既祀於廟，又當郊天柴望，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。雖告祭之歌説武王能持疆道為神降福，故次執競也。武王之持疆道致牟麥之瑞，由后稷之功，故次思文也。由稷以致牟麥，牟麥為豐年之祥，故次臣工也。年之所康者，因祈榖而致福，故次噫嘻也。以祈榖大事，必有助祭，故次振鷺也。助祭得禮以致年豐，當以報祭，故次豐年也。既獲年豐，天下和樂，故合諸樂奏而聽之，故次有瞽也。既和樂年豐，萬物得所，信及潛逃，故次潛也。既樂作魚多，可以告神祭祖，故次雝也。説諸侯助祭之事，而諸侯之來朝有禮，故次載見也。既朝祭得禮，則王所愛敬，故次有客也。以諸侯之來見，奏樂以示之，使知一代之功德，故次武也。武武王之大事，周之最盛者也。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，則武王為子道，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。故禮記毎云：「升歌清廟，下管象。」象謂武也。子道而在堂下，示上下之義。武詩主歌武王之功，而未致太平，王崩子幼，朝廟謀事，羣臣進戒，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。先朝廟而後諮謀，君訪問而臣進戒，事之次也。臣既進謀，君又求助，故次小毖也。既謀事求助，致敬民神春祈秋報，故次載芟良耜也。社稷雖國之責，禮卑於郊宗告祭，故次時邁之後。以所歌皆民事，非先王之盛德故也。既年豐民安，所以祭祀。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，故次絲衣也。天下所以年豐壽考，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，武王克定厥家，封功臣陟四岳，祀河海，故次酌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。周頌皆太平之歌，所論多告神之事，篇多而事相類，所次意不似風雅。觀其大歸，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，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。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，事劣於清廟。閔予之什傷家道之未成，創往時之禍難，又陳繹告之末祭，類禡之小禮，比臣工又差劣焉。大率周頌之次，雖其中有曲而變，要以盛者為先。般與時邁同為廵守，般非告祭之文，無明昭震疊之威，故同時而不次也。且社稷以祈報，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。郊宗由大禮類聚，繹禡為末祭羣分。觀此則次有義矣，可以觕論，難以精悉也。

禮運曰：「政也者，君之所以藏身也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頌者告神之歌，由於政平神悦所致，故説政從神下歌以報神，所以為頌之意。引禮記以證之。言藏身者，鄭云：「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，若日月星辰之神。言日月星辰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，猶人君施政教，身藏於中而不可害，猶日月星辰然。」

是故夫政必夲於天，殽以降命。疏：正義曰：既言藏身由政，又本政所由出。言是故，乗上文為勢也。以天為神之尊者，故先之。本之者，即殽以降命也。殽之言效，鄭云：「效天之氣以下教令。天有運移之期，隂陽之節也。若賞以春夏，刑以秋冬，皆效天也。」

命降於社之謂殽地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云：「謂教令由社下者也。」社者土地之主。土㑹之法有五，地之物生此。則教令本下於社，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。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，以社五土之總神，為土地主也。大司徒職曰：「以土㑹之法，辯五地之物生。一曰山林宜皁物；二曰川澤宜膏物；三曰丘陵宜核物；四曰墳衍宜莢物；五曰原隰宜叢物。」是地有山川高下，物生各有所宜，人君當效之。亦順合所宜而任之，山者不使居川，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。所效亦多矣。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，即云政必本於天。既云本天，遂從天向下而言。故云：「殽以降命。」則云降命者，自人君降之於民也。故鄭云：「效天之氣以下教令。」是君下之於民也。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，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，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。故鄭云：「教令由社下者，由社廟下於人君也。」隨文勢而互言之，皆神降於人君，君又降之於民也。

降於祖廟之謂仁義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云：「謂教令由祖下者。」大傳曰：「自禰率而上之，至於祖，遠者輕仁也。自祖率而下之，至於禰，高者重義也。」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，人君法之下於民。

降於山川之謂興作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云：「謂教令由山川下者。」山川有草木禽獸，可作器物供國事也。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，有此法以降人君，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。

降於五祀之謂制度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鄭云：「謂教令由五祀下者。」五祀有中霤、門户、竈、行之神。中霤謂室也。室及門户、竈、行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。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，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。上棟下宇起自黄帝，有室則有門户矣。行是道塗所由，竈有爨烹之用。則五祀乃人之所為，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，以五祀雖人所為，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創為之。既為其器，即立其神，神有制度，故可法象。猶社祀勾龍，廟祭先祖，亦人立之而效之。降命與此同。

又曰：「祭帝於郊，所以定天位；祀社於國，所以列地利；祖廟所以本仁；山川所以儐鬼神；五祀所以本事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、祖廟、山川、五祀，而此又祭之，見其為取法象焉。故云：「所以本仁，所以本事也。」祭帝於郊，謂祭感生之帝，容五帝之兆也。天之法象多，不可指其所本。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，故云：「定天位也。」祀郊土地之主，土地生物，人所利用。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，故云：「列地利也。」物雖資天所生，其見在地，所以將地言之。地之為利也博，故言其利，不言所本也。自祖廟以下不言祭，䝉上祭文。祖廟有仁有義，其仁可以總之。五祀本為制度，而制度興舉即是事也。故云：「本事。」山川亦有所本，因山川為神不明，故云：「儐鬼神。」言賔敬山川鬼神而祭之，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。

又曰：「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，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，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，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上既言祭羣神，此言祭得所之驗也。故鄭云：「信得其禮，則神物與人皆應之。」百神列宿也。百貨金玉之屬，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羣神，人君誠心事之。禮行於神，則百神應而受職，百貨出而可盡，人服於孝慈，俗正其法則矣。知百神為列宿者，以繫天言之，為天之諸神，分宿所主，各守其職，使不僭濫。寒暑節，風雨時，令萬物茂，百榖成也。百貨金玉者，舉金玉言之。祭地得所，地不愛寳，山出器車，地生醴泉，銀甕丹甑，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。又祖廟得所，則民化上，知孝於祖禰，慈愛子孫，而服於君之政教矣。五祀得所，則制度可法，是正法則矣。不言山川者，上既言儐鬼神，則已為禮行矣，故略之。

故自郊社、祖廟、山川、五祀，義之修，禮之藏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此五言，聖王教令所法象，祭而事之，則神得而事治。義理由此以修飾，禮法從之而出見，是義興於此，禮藏其中。故鄭云：「修猶飾也，藏若其城郭然。」此言聖王之政教，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。政成而神得其所，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。

功大如此，可不羙報乎？故人君必潔其牛羊，馨其黍稷，齊明而薦之，歌之舞之，所以顯神明，昭至徳也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案今周頌郊社、祖廟、山川之祭，自以歲時之常，非為太平而報。而鄭云：「功大如此，可不美報。」者，人君是羣神之主，故曰：「有天下者祭百神。」其祭不待於太平也。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，謳歌吟詠而作頌者，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。以人君法神以行政，歸功於羣神明，太平有所由。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，則詩人頌其功德。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。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，以其太平乃歌，亦為報也。歌之舞之，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，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。故清廟經曰：「肅雝顯相，濟濟多士，駿奔在廟。」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，明非祭時即歌也。但既作之後常用之，故書傳説清廟云：「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，尊在廟中，嘗見文王者，愀然如復見文王。」是作後毎祭嘗歌之也。頌之作也，主為顯神明，多由祭祀而為。故頌叙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。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，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。然頌雖告神為主，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，亦有非祭祀者。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，皆不論神明之事，是頌體不一，要是和樂之歌而已，不必皆是顯神明也。今頌昊天有成命、我將、思文、噫嘻、載芟、良耜及桓，是郊社之歌也。其清廟、維天之命、維清、天作、執競、雝、武、酌、賚之等，為祖廟之祭也。其烈文、臣工、振鷺、豐年、潛、有瞽、載見、有客、閔予小子、訪落、絲衣之等，雖有祖廟之事，其頌德又與上異也。時邁與般，有望祭河岳之事，是山川之祭也。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。頌為四始之主，歌其盛德者也。五祀為制度常事，非其盛故無之。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、方澤之地祗、五方之帝、六宗之祀。今頌皆無者，以其頌者感今德澤，止述祖父。郊以祖配，故其言及之。至於圓丘、方澤所配非周之祖，不可歌之以美周德。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，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，詩人不為之頌，所以今皆無也。毛氏之義傳訓不具。王肅準䲭鴞之傳而為之説。則周公攝政成王之事年，毛意或如王肅言也。維天之命傳曰：「成王能厚行之。」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。成王年十四，周公攝政為元年。攝政三年春朝廟，閔予小子之篇是也。有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，宜攝政四年之事。以王來自奄，非攝政時與鄭異，不可約之為三年中也。三年除䘮，明年禘於羣廟，則雝為四年事。其餘則錯互，不可盡檢，或與鄭同。

魯頌譜

魯者，少昊摯之墟也。國中有大庭氏之庫，則大庭氏亦居兹乎？
【疏】正義曰：昭十七年《左傳》云：「郯子曰：『少皥摯之立也。』」定四年《左傳》祝佗曰：「命伯禽封於少皥之墟。」是其文所出也。《明堂位》曰：「封周公於曲阜，少皥之墟。」即曲阜也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周興以少皥之墟曲阜，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。」以為周公主。應劭云：「曲阜在魯城中，委曲長七八里。」然則其都在此曲阜，其地則名魯也。昭十八年，宋、衛、陳、鄭災。《左傳》稱：「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。」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，而此庫繫大庭言之，故為疑辭云：「則大庭氏亦居此乎？」杜預曰：「大庭氏，古國名，在魯城内。魯於其處作庫，高顯故登以望氣。」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内，於其處作庫，非大庭氏所作也。

在周公歸政成王，封其元子伯禽於魯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洛誥》言：「七年冬，周公致政成王時事。」其經云：「丞祭歲，文王騂牛一，武王騂牛一。王命作册逸祝册，惟告周公。」其後注云：「謂將封伯禽也。」又《閟宫》云：「王曰：『叔父建爾元子，俾侯于魯。』」是周公歸政成王，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。《史記·魯世家》云：「武王既克殷，封周公旦於少皥之墟曲阜，是為魯公。周公不就封，於是卒相成王，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。」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，但身不之魯，使伯禽就國。至歸政之後，成王乃大啓土宇，合地方七百里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，故據後定言之。

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、蒙羽之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》：「海岱及淮，唯徐州云：『蒙羽其藝，大野既瀦。』」徐州是魯之界，故知之。

自後政衰，國事多廢。十九世至僖公，當周惠王、襄王時，而遵伯禽之法，飬四種之馬，牧於坰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，魯人追立其廟，以為世室。又有孝公為樊仲山甫所薦，雖復賢於諸公，不為時所歌頌，不能遵伯禽之法，故總云「政衰事廢」，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。《世家》云：「伯禽卒，子考公酋立。卒，弟熙立，是為焬公。卒，子幽公宰立，十四年，弟㵒弑幽公而立，是為魏公。卒，子厲公擢立。卒，魯人立其弟具，是為獻公。卒，子眞公濞立。卒，弟敖立，是為武公。卒，子戲立，為懿公。九年，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。十一年，周宣王伐魯，殺伯御，乃立懿公弟稱，是為孝公。卒，子弗湼立，是為惠公。卒，子息姑攝行君事，是為隱公。十一年冬，公子翬殺隱公，立其弟允為君，是為桓公。十八年卒，立太子同，是為莊公。三十二年卒，立子開為閔公。二年卒，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，是為僖公。」從周公數之，故為十九世。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，襄王二十二年薨，是當周惠王、襄王時也。

尊賢祿士，修泮宮，守禮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有駜》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禄食。《振鷺》言潔白之士羣集君朝，是尊賢祿士也。《泮水》頌僖公能修泮宫，是修泮宫崇禮教也。舒瑗云：「魯不合作頌，故毎篇言頌。以名生於不足，故也能修泮宫土功之事。春秋經不書者，泮宫止國學也。修謂舊有其功，修行其教學之法。功費微少，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。

僖十六年冬，㑹諸侯于淮上，謀東略，公遂伐淮夷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春秋》僖十六年經書：「冬十有二月，公㑹齊侯、宋公等於淮。」《左氏傳》曰：「㑹于淮，謀鄫且東略。」如傳之意，以言此㑹主為謀鄫且東行略地。今鄭言謀東略，則鄭意言此㑹非直謀鄫，且謀東略，以為二俱謀之。僖九年《左傳》宰孔云：「齊侯不務德，而勤遠略。故北伐山戎，南伐荆楚，西為此㑹，東略之。不知西則否矣。」是謂征伐為略也。此言謀東略者，謂東征伐而略地也。淮㑹既有此謀，公所以遂伐淮夷。《泮宫》之篇所説伐淮夷事是也。但《春秋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故，故鄭推挍早晚，以為淮㑹之謀東略即是謀伐淮夷，既謀即伐，故稱遂也。案《左傳》僖十六年冬，公㑹諸侯于淮，未歸而使師取項。公為齊所止，十七年方始得還。傳云：「書曰：『公至自㑹，猶有諸侯之事焉，且諱之也。』」然則伐淮夷者，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。詩既稱「作泮，淮夷攸服」，則是受成於學，然後出師，非因㑹而遂行也。淮㑹謀東略者，與諸侯共謀。詩稱伐淮夷者，専美魯侯。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，在徐州之界，最近於魯。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，故詩専美僖公也。用兵征伐事之大者，《春秋》之例，君舉必書。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，當是史文脱漏，故經傳皆闕。

僖二十年，新作南門，又修姜嫄之廟，至於復魯舊制，未徧而薨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「二十年新作南門」《春秋》經也。《閟宫》云：「閟宫有侐，實實枚枚。」又曰：「新廟奕奕，奚斯所作。」是又修姜嫄之廟也。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而牧馬門廟，魯之舊事，是至於復魯舊制也。伯禽之後國事多廢，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，故云「未徧而薨」，所以死後追頌。若然新作南門，《左傳》云：「書不時也。」而以為僖公之美者，僖公新作南門，意在修復古制，但不從啓塞之時，是於禮為小失。《春秋》貶纖介之惡，故取以為譏。論其復舊之情，實為美事。作南門修廟，其事相類，故鄭言修廟，因説作門，賛成僖公之大美，言其致頌之本意也。修姜嫄之廟，《春秋》不書者，魯國舊有此廟，更修理之，用功少，例所不書也。

國人美其功，季孫行殳請命於周而作其頌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既言「未徧而薨」，乃云「請周作頌」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。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境，上請天子追頌君德。雖則羣臣發意，其行當請於君。若在僖公之時，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，明是僖公薨後也。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，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，則克於文公之時為史官矣。然則此詩之作，當在文公之世，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。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，凡羣臣出使嘉好聘受命而行者，乃書之耳。此行父適周，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，雖復告君乃行，不稱君命以使，非史䇿所得書也。《駉頌序》云：「史克作是頌。」廣言作頌，不指駉篇，則四篇皆史克所作。《閟宫》云：「新廟奕奕，奚斯所作。」自言奚斯作新廟耳。而漢世文人班固、王延壽之等，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，謬矣。故王肅云：「當文公時，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，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。」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，四篇皆史克所作也。四篇一人之作，而為此次者，以𩢱言務農重榖為政之本，又善於任賢，故次《有駜》言君臣之有道也。君臣同心，則能修教征伐，故次《泮水》言能修泮宫服淮夷也。文武既備，明神降福，則能克剪放命，復其疆宇，故終以《閟宫》。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。若然《春秋》僖八年秋七月，禘于太廟，用致夫人。三十一年夏四月，四卜郊，不從猶三望。三十三年薨于小寢。皆為《春秋》所譏，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。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，非有損於國家。僖以魯之先君，國事多廢，遠遵伯禽之法，能復周公之宇，安寧魯國，作為賢君。緣王者不陳其詩，故臣子請而作頌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。非是太平德洽，和樂頌聲。雖復行有小失，不妨其作文也。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尚為魯人所頌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為頌矣。所以無伯禽頌者，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。於時天下太平，四海如一，歌頌之作事歸天子，列國未有變風，魯人不當作頌。

文公十三年，太室屋壊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《春秋》經也。《閟宫箋》與此俱引此文者，以彼傳云：「書不恭也。」杜預云：「簡慢宗廟，使至傾頽，故書以見臣子不恭。」然則宗廟毁壊者，譏其不恭。明修造繕治者，於事為善。申説僖公之復舊制，作新廟為可頌之事故，引太室壊，而反以證之。公羊榖梁皆以太室為世室，謂伯禽之廟。服杜皆以為太廟之室。鄭無所説，蓋與左氏義同也。

初，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，命魯郊祭天，三望，如天子之禮。故孔子録其詩之頌，同於王者之後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明堂位》云：「武王崩，成王幼。周公踐天子之位，以治天下。六年制禮作樂，頒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七年致政於成王。」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，載弧韣旂，十有二旒，日月之章，祀帝于郊，配以后稷，天子之禮也。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。《春秋》毎云：「不郊，猶三望。」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。鄭以三望為河海岱，是魯之境内山川也。祭其境内山川，則自是諸侯常法。亦云「天子之禮」者，以《春秋》郊望連文，故因説郊天而并云三望耳。《禮運》云：「夫杞之郊也禹，宋之郊也契。」是王者之後得郊天。申命魯得郊天子禮，周為王者之後，故孔子亦録其詩之頌，同於王者之後也。王者之後而有頌者，正謂宋有商頌，觧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。

問者曰：列國作詩，未有請於周者，行父請之，何也？曰：周尊魯，廵守述職不陳其詩。至於臣頌君功，樂周室之聞，是以行父請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，此獨言請，故問而釋之。《王制》説廵守之禮云：「命太師陳詩，以觀民之風俗。」然則天子廵守，采諸國之詩，觀其善惡以為黜陟。今周尊魯，若王者廵守述職不陳其詩，雖魯人有作，周室不采。《商譜》云：「廵守述職不陳其詩，示無貶黜客之義。」然則不陳魯詩，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。廵守陳詩，觀民風俗，善則賞之，惡則貶之。既示無貶黜，不采其詩。雖有善詩，不得復采。故王道既衰，變風皆作，而魯獨無之。以無魯風，故知廵守述職不陳其詩。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，不陳其詩，是不欲侵魯有惡。既不欲其惡，當喜聞其善。至於臣頌君功，亦樂使周室聞之，是以行父請焉。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，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，是詠歌之善稱。王者有成功盛德，然後頌聲作焉。今魯詩稱：「穆穆魯侯，敬明其德。」是美盛德也。既克淮夷，孔淑不逆，是成功也。既有盛德，復有成功，雖不可上比聖王，足得臣子追慕。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，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，故稱頌也。以作頌非常，故特請天子。以魯是周公之後，僖公又實賢君，故特許之。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。

周之不陳其詩者，為優耳。其有大罪，侯伯監之，行人書之，亦云覺焉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又解不陳其詩，所以為勸誡者，其大罪州牧、侯伯監察之。行人之官書記之，亦足示覺知之焉。雖則不陳其詩，亦足以為黜陟也。《商譜》云：「示無貶黜客之法。」此言「亦云覺焉」，互相補足，皆是示法而已。其有善惡，不得不黜陟之也。此言主於戒惡，故言有大罪耳，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。侯伯者，州牧之别名。僖元年《左傳》曰：「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。」是州内諸侯有善惡者，侯伯當監之也。《秋官·小行人》云：「及其萬民之利害，為一書。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，為一書。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，為一書。其札䘮凶荒厄貧，為一書。其康樂和親安平，為一書。凡此五物者，毎國辨異之，以此反命于王，以周知天下之故。」是諸國有善惡，行人當書之。

商頌譜

商者，契所封之地。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，吞鳦卵而生契。堯之末年，舜舉為司徒，有五敎之功，乃賜姓而封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，有娀氏之女也，為帝嚳次妃。三人行浴，見鳥墮其卵，簡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。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，帝舜乃封於商。又中𠋫亦有其事。文十八年《左傳》云：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。」舜臣堯，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：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，内平外成。又《尚書·堯典》云：「帝曰：『契！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。』」五教在寛。由此言之，敷五教者，是契之所為。舉八元使布五教者，正謂舉契使布之也。故云堯之末年，舜舉為司徒，有五教之功也。乃賜姓曰子，而封之於商也。《中𠋫握河紀》云：「堯曰：『嗟！朕無德，欽奉丕圖。賜示二三子斯封稷臯陶，賜姓號。』」注云：「斯此封二臣賜姓號者，契為子，稷為姬，臯陶未聞。」又《契握湯説契》云：「賜姓子氏以題朕躬。」注云：「題，名也；躬，身也。」引《孝經援神契》曰：「堯知天命，賜契子氏，知有湯，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。」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，《長發箋》云：「堯封之於商為小國，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，是舜亦封之，故歸之舜也。」商者，成湯一代之大號；而此云商者，契所封之地，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。服䖍、王肅則不然。襄九年《左傳》曰：「閼伯居商丘，相土因之。」服䖍云：「商丘，地名。相土，契之孫。因之者，代閼伯之後居商丘。」湯以為號。又《書序》王肅注云：「契孫相土居商丘，故湯因以為國號。」而鄭𤣥以為由契封商者，契之封商見於書傳、史記、《中𠋫》，其文甚明。經典之言商者，皆單謂之商，未有稱為商丘者。又相土居商丘以後，不恒厥邑。相土之於殷室，雖是先公俊者，譬之於周，則公劉之儔耳。既非湯功所起，又非王迹所因，何當取其所居以為代號也？商之有契，猶周之有稷。成湯以商為代號，文王不以邰為代號者：自契至湯雖則八遷，而國號不改，商名未昜。成湯以商受命，故當以商為號。周即處邰處豳，國名變昜，大王來周居地，其國始名曰周。文王以周受命，當以周為號，不得遠取邰也。若然，湯在亳地受命，不以亳為代號；而《禮記·郊特牲》云：「亳社北牗。」襄三十年《左傳》云：「鳥鳴于亳社。」皆謂殷亡國之社也。謂之亳社者，禮存亡國之社以為戒。亳實湯所居地，故指地而言。以殷紂無道䘮滅湯之所居，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，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也。亳是湯之所居耳，及紂滅之時，則在朝歌，非復亳地也。成湯之初以商為號，及盤庚遷於殷以後，或呼為殷。故《書序》云：「盤庚五遷，將治亳殷。」注云：「商家改號曰殷。」《𤣥鳥》云：「殷受命咸宜。」《殷武》云：「撻彼殷武。」是其兼稱殷也。雖或稱殷，不是全改商號。故《大明》云：「殷商之旅。」《蕩》云：「咨！汝殷商。」皆取前後二號而䨇言之，是其不全改也。

世有官守，十四世至湯，則受命伐夏桀，定天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堯以契為司徒，又封之商國，子孫則當世為諸侯，或入列王官，故云世有官守。《國語》云：「𤣥王勤商十四世而興。」《殷本紀》云：「契卒，子昭明立。卒，子相土立。卒，子昌若立。卒，子曹圉立。卒，子冥立。卒，子振立。卒，子微立。卒，子報丁立。卒，子報乙立。卒，子報丙立。卒，子主壬立。卒，子主癸立。卒，子天乙立，是為成湯。」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。《中𠋫維予命》云：「天乙在亳東觀於洛，黄魚雙躍，出濟于壇。黒鳥以雒隨魚亦上，化為黑玉，赤勒曰：『𤣥精。』天乙受神福命之，予伐桀，命克予商，滅夏，天下服。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。

後世有中宗者，嚴恭寅畏天命，自度治民，祗懼不敢荒寧。後有高宗者，舊勞於外，爰洎小人，作其即位，乃或諒闇三年不言，言乃雍。不敢荒寧，嘉静殷邦，至於大小，無時或怨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此《尚書·無逸》文也。彼注云：「中宗謂太戊也，高宗謂武丁也。」舊猶久也。爰於洎與也。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，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，與小人之故，言知其憂樂也。作起也。諒闇轉作梁闇，楣謂之梁闇廬也。小乙崩，武丁立，憂䘮三年之禮，居凶廬，柱楣不言政事。

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，時有作詩頌之者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受命謂成湯也。中興謂中宗、高宗也。商頌五篇，唯有此三王之詩，故鄭歷言其功德也。《殷本紀》云：「太戊立，亳有祥，桑榖共生於朝，一暮大拱。太戊懼，問伊陟。伊陟曰：『臣聞妖不勝德，帝之政其有闕與？帝其修德！』太戊從之，而祥桑榖枯死，殷復興，諸侯歸之。」故稱中宗。《禮記·喪服四制》曰：「《書》云『高宗諒闇三年不言』，善之也。王者莫不行此禮，何以獨善高宗？高宗者武丁，武丁者殷之賢王，繼世即位，而慈良於䘮。當此之時，殷衰而復興，禮廢而復起，故善之。善之故載之書中，高而宗之，故謂之高宗。」是中宗、高宗中興也。由此三王皆有功德，時人有作詩頌之者。那序云：「祀成湯。」是頌成湯也。《烈祖序》云：「祀中宗。」是頌中宗也。《𤣥鳥》、《殷武》序皆云「高宗」，《長發》居中，從可知是《𤣥鳥》三篇頌高宗也。此頌之者皆在崩後頌之。《那》祀成湯，經稱湯孫，箋以湯孫為太甲，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。《烈祖》祀中宗，箋稱「此祭中宗諸侯來助」，明是其崩之後，或子孫之時，未知當誰世也。《𤣥鳥》祀高宗，箋以祀當為祫，高宗崩而始祫祭於契之廟，歌是詩焉，是崩後可知也。《殷武》云：「祀高宗」，則亦在其崩後。《𤣥鳥》、《殷武》既是崩後，則知《長發》之作亦在崩後矣。《長發》述其生存之日禘祭先王，《殷武》述其征伐荆楚、修治寢室，皆是崩後追述之也。

商徳之壊，武王伐紂，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，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，代武庚為商後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商德之壊謂紂時也。《樂記》説武王伐紂，既下車，而投殷之後於宋，是伐紂即封微子。昭元年《左傳》曰：「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閼伯，季曰實沈，居于曠林，不相能也，日尋干戈，相征討。后帝不滅，遷閼伯于商丘，主辰。商人是因，故辰為商星。」襄九年《左傳》曰：「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，祀大火而火紀時焉，相土因之，故商主大火。」以此言之，是宋居閼伯故地。故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「周封微子於宋，今之睢陽是也。」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，鄭取其言以為説也。書傳云武王殺紂，繼公子禄父。《史記·衛世家》云：「武王已克殷，紂復以殷餘民，封紂子武庚禄父，以奉其先祀。」是武王初殺紂，以武庚為商後也。至周公攝政，武庚叛而誅之，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後。《書序》云：「成王既黜殷命，殺武庚，命微子。」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。今因伐紂之下，即連言封微子於宋，伐武庚為商後者，以封之於宋，竟為商後，以宋是武王所封也。故終言之。

其封域在《禹貢》徐州泗濱，西及豫州盟豬之野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《禹貢·徐州》云：「泗濵浮磬。」《豫州》云：「導河澤，被孟豬。」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。」是孟豬在豫州。《地理志》云：「宋地，今之梁國，沛、楚、山陽、濟隂、東平及東都之湏昌、壽張，皆宋分也。」據時驗之，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，西至孟豬也。

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，七世至戴公時，當宣王，大夫正考父者，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，以那為首，歸以祀其先王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微子為商之後，得行殷之禮樂，明是商頌皆在宋矣。於後不具，明是政衰而失之。《那序》云：「微子至於戴公，其間禮樂廢壊。」是散亡商之禮樂也。《史記·宋世家》云：「微子啓卒，弟仲衍立。卒，子宋公稽立。卒，子丁公申立。卒，子涽公共立。卒，弟焬公熙立。涽公子鲋祀殺焬公而自立，是為厲公。卒，子釐公舉立。卒，子惠公覸立。卒，子哀公立。卒，子戴公立。」自微子至戴公，凡十君，除二及餘八君，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。世家又云：「惠公四年，周宣王即位。戴公二十九年，周幽王為犬戎所殺。」考校其年，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，是戴公當宣王時也。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，以那為首，魯語文也。韋昭云：「名頌，頌之美者。」然則言校者，宋之禮樂雖則亡散，猶有此詩之本，考父恐其舛繆，故就太師校之也。此頌皆為祀先王而作，故知校之既正，歸以祀其先王也。

孔子録詩之時，則得五篇而已，乃列之以備三頌，著為後王之義，監三代之成功，法莫大於是矣。
【疏】正義曰：今詩是孔子所定，商頌止有五篇，明是孔子錄詩之時，已亡其七篇，唯得此五篇而已。王者存二王之後，所以通大三統。夏之篇章既以泯棄，唯有商頌而已。孔子既錄魯頌，同之二王之後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，著為後王之義，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，其法莫大於是。言聖人之有深意也。

問者曰：「列國政衰，則變風作，宋何獨無乎？」曰：「有焉，乃不録之。王者之後，時王所客也。廵守述職，不陳其詩，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廵守之陳詩者，以觀民之好惡，示有刺責則貶黜之。今不陳其詩，示無貶黜客之義。亦既示無貶黜，不陳惡詩，雖有其美者，亦不得復採，故所以無宋詩也。示無貶黜者，示法而已。其有大罪，亦當如魯譜所云：「侯伯監之，行人書之。」不得全無貶黜。故春秋之時，杞為伯爵，是其為時王所黜也。

又問曰：「周太師何由得商頌？」曰：「周用六代之樂，故有之。」
【疏】正義曰：以周用六代之樂，樂章固當有之，故得有商頌也。然則自夏以上，周人亦存其樂，而無得其詩者，或本自不作，或有而滅亡故也。此商頌五篇，自是商世之書，由宋而後得有，故鄭為譜，因商而又序宋也。